人物志之高晓松：最幸福的是妈妈喊我回家吃饭

高晓松在音乐的世界

高晓松认真弹唱

　　陈弋弋/策划 周文韬/文 实习生李杉/录音整理

　　女物娱乐讯 高晓松说他有时候半夜醒来，会很伤感。他想起的是十三四岁的时候，特别快乐地在家里，睡醒了就从床后面的窗子看看天色来判断时间。然后就一定有人叫他吃饭，有时候是家里的阿姨，有时候是妈妈。现在晚上醒了，发现这窗户已经不在那儿，然后一想，“哎呦，再没有人叫我吃饭了，特别难过。”

　　在他2010年的作品集《万物生长》里，高晓松也用《旧的童年》怀念起这段日子。那张作品集被普遍认为是在怀旧，跟十几年前的《青春无悔》做的事儿没什么两样。实际上此旧非彼旧，这几年他最怀念的往昔已不再是充满青春、爱情、诗歌、红色朝霞和午夜电影的校园生活，而是更早的少年时期，那时候快乐与感官刺激直接联系，简单纯粹如茹毛饮血。

　　回到简单，返璞归真，似乎是老去的标志之一。这一点高晓松并未掩饰，他自认已经不年轻，没到50，也好像知了天命：“我是投对了胎，上对了学，入对了行，娶对了婆，生对了娃，还怎么着？我要再抱怨，绝对要被雷劈！没什么未竟的梦想，现在死了也已经可以了。”他说，现在最大的幸福，是妈妈又能和自己住在一起，每天喊他回家吃饭。

　　虽然现实看起来并不是这样——这些年，高晓松多了很多身份，写书、拍电影、做主持人，当选秀节目评委，甚至婚姻、情史和酒驾这些额外的新闻也让他上了不少版面，比起别的音乐人和民谣歌手，比如好友老狼，他能说会道，长袖善舞，更加入世，显得精力充沛，野心勃勃。

　　但本质上，高晓松一直坚持“我肯定是个文艺青年”。一个被时间磨平了棱角，在享受着如今温吞的好日子的同时，躺在往日的美好时光上坦然带着大家怀旧、坦然看着自己也变成了被怀的“旧”的文艺青年。今年高晓松又要开一次作品音乐会，“此间的少年”——一次精选他出道以来作品，云集三代歌手的音乐会。

　　我们的聊天也从演唱会开始，但聊的内容很快跑偏，依旧是他乐此不疲的青春、艺术、成长和人生。同样的话题听他说了十几年，却依旧全新而有趣，他从不吝啬于分享这些。

　　但时间毕竟有限，洋洋洒洒聊了50分钟，我不得不扮演了一个无趣的打断者，在最后一刻问到了近期引起轩然大波的《著作权法》修正案，一部被指控会夺去音乐人口袋里最后一个钢镚的法律草案。他眼睛里那种微醺的神采一下子冷却了，仿佛按掉了一个开关，站起身。

　　“我不想再说这个了，你去问宋柯吧。”

　　他披上外套，离开房间，离开金钱和现实的话题。

　　高晓松音乐会的三代演唱者：

　　“刘欢那代，他就挺叛逆的，天天喝酒，不好好念书，法语系毕业来唱歌。中间我们这代人，个个都是好时代里的坏孩子。再看现在这帮人，李宇春有个性，很叛逆，不然那时候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她。谭维维很有个性很叛逆，郁可唯到现在没谈过恋爱，很叛逆（笑）”

　　周文韬：办这个音乐会的初衷是什么？开始是怎么想的？

　　高晓松：我没想。

　　周文韬：是有人邀你做？

　　高晓松：对，我1996年办过（作品音乐会）以后就没再想办，因为我觉得差不多到死的时候可以再办一次。实际上一代作者里没有几个人能够办这种作品音乐会。96年那场演完了以后那英说：“你知道施光南老师到临终也没有办成，还有很多人，乔羽老师、谷建芬老师都还没办成。”所以说二十六七岁就在万人体育馆办了作品音乐会，我觉得可以啦。

　　办作品音乐会是一得罪人的事儿，因为好多人得来给你唱歌啊。你说我要是汪峰，那我自己能唱，许巍我自己能唱，但我是华语乐坛里词曲都能写、而且有明确风格的人里唯一一个不唱歌的，所以很倒霉，得请大家来唱歌，大家的档期啊，钱啊，欲望啊，这都很重要。所以这次主办方找我，我觉得时机还挺好，因为也隔了16年，再办一次也没人来抱怨你。你要说上回办完了咱们再接着再办一个，不太好。所以16年过去，人还是那拨人，加上了后来的新生一代，就是李宇春、谭维维，所以基本上等于是交个成绩单吧，又出了一张作品集，又服务了一代歌手，三代歌手都一起来唱。

　　周文韬：感觉这三代歌手气质上是有很大差别的，你怎么看？

　　高晓松：就我个人来看，他们气质没什么差别，他们都是每一代人的叛逆者。你看刘欢那代，他就挺叛逆的，天天喝酒，不好好念书，法语系毕业来唱歌。中间我们这代人，个个都是好时代里的坏孩子。再看现在这帮人，李宇春有个性，很叛逆，不然那时候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她。谭维维很有个性很叛逆，郁可唯到现在没谈过恋爱，很叛逆（笑），基本上我觉得都是比较特立独行的吧。大家的共同点就是这里面没一个大路货，不会扔人堆里找不着。

　　周文韬：这次选歌方面，是每个人都唱你给他们做的歌吗？他们有没有要求，比如想唱哪首别的歌？

　　高晓松：有啊，因为有的人只唱过一首我写的歌，那就再唱一首别的呗。与我合作过的歌手这次很多没有入选，还有已经去世的。（从我的歌里挑）28首歌很容易，我也不会吹牛说每首歌都很好，好难选择啊。而且我是这一代作者里发表作品最少的一个，和我同时代的，包括我师父辈发表上万首作品都很正常。小柯老师比我晚一辈，已经发表了1400首了。我到现在为止只发表了大概70首歌，所以说本身就比较珍惜羽毛。当然这要拜盗版所赐：如果中国有版税，估计我能写一万首——挣钱哪，但现在没人给钱。本来这也挺好的，商业化有商业化的坏处，就像好莱坞有好莱坞的平庸；非商业化呢，就不用胡写了呗，反正也没版税，也没人保护你，全是盗版，在这种情况下写烂歌就没道理了。你要说都能挣钱，那写俩烂歌（也没问题），这么多年反正也没有版税，就少写点。

　　周文韬：为什么写歌这么少呢？没版税算是从下游讲，从上游来说你的写作习惯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高晓松：我不是个喜欢天天弹琴的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我经常跟老狼说：“咱俩弄反了，你应该去后面呆着，我去前面比划去。”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外向，老狼不出去走穴就在家呆着看书，我反正到处乱跑、走遍世界，很少有那种安静下来弹琴写东西的时候。所以我到最后还能出各种唱片、开音乐会，出版好几十万字的书，大家都特奇怪，说：“你还有时间坐那写字？”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偶尔拿起一个琴弹会儿，偶尔写几个字，凑来凑去还都能给凑出来。

　　基本上我觉得我比较幸运，我不属于勤奋的，而且我尤其不爱进录音棚。说起来其实很惭愧，当时我们在大学组乐队的时候没钱，音箱都是拿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改装的，有时候正排练呢，就听收音机里开始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唯一的一个正经音箱，是我们吉他手的女朋友全宿舍六个女生一个月没正经吃饭，捐出360块的生活费帮我们买了一个音箱。那时候我们排练时有录音，过了很多年我们再听那个录音带，特别感动。因为我们当时在说，如果有了一套百威的音箱，我们就不吃饭不睡觉天天排练。可是后来呢？我每天都在全世界最好的录音棚里坐着，百威音箱算个屁？都不用那么破的音箱！但我就会一会头疼，一会肚子疼，一会觉得空气不好，反正在录音棚就是坐不住。其实就像小时候的理想，就是我如果能和某个女孩在一起，我每天都跟她***，我每天都给她买玫瑰花。等真的和那个女孩在一起了，十年，十五年，你看你还能不能像你当时想的那样。所以我想，拿音乐当饭吃到底是不是一个幸运的事情？其实也不知道。拿音乐当酒喝比较好，因为谁也不会混酒喝啊，但却会经常混饭吃。喝酒要不就不喝，要不就喝点好的。所以我是极为幸运的以只发表了70首歌的行业最低产量，觍着脸位居行业“著名音乐人”，好像还在第一线，老天爷对我还是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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