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梁朝伟最受挫的一部戏

詹宏志

　　记者 　何映宇 实习生 　王丹彤

　　詹宏志的咖啡馆就像徐克的龙门客栈，各路豪杰云集于此，各领风骚几分钟。张艾嘉来了，涂鸦几笔，邱复生、张大春来了，闲吟几句，乃凑成雄文一篇……

　　詹宏志，杂志主编、电影制片、唱片公司老板、网络公司董事长、社会观察家……据说有200多张名片的他身份实在多元，在台湾电影、音乐、出版、互联网界等领域四面开花多点爆炸，文化百搭多才若此，世所罕见。

　　5月14日，刚刚在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四卷本文集的他来到复旦大学，畅谈他所亲身经历的台湾文化三十年，那些如风逝去又无法忘怀的人与事。

　　古龙：喝下这瓶威士忌再谈

　　1978年，詹宏志毕业后进入当时台湾地区两大报社之一的《联合报》，任副刊编辑。

　　一上手，就接到一个棘手的任务。《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把他叫来，说：“你帮我约一下古龙的小说。”

　　要知道，痖弦之前亲手把古龙在《联合报》上连载的小说腰斩。古龙写稿，拖稿、不准时是家常便饭，可是，报纸岂能开天窗？编辑流程和古龙的写作习惯，互相矛盾，痛苦不堪，再加其时，古龙的武侠小说在台湾的影响力日渐下滑，已非巅峰时期可比。既然古龙已不红，又有那么多毛病，何不索性甩掉了事？

　　痖弦自以为做了聪明事，不料峰回路转，世事难料。1970年代末，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导演楚原拍摄了一系列改编自古龙武侠小说的电影，结果口碑票房双赢，立即在港台地区引发第二波古龙热潮。《联合报》若是在这波古龙热中无所斩获，定会失掉不少武侠小说迷的读者。

　　痖弦暗自盘算，自己和古龙有过不快，自己出面绝非上策，不如让年轻人闯一闯、试一试？

　　于是，詹宏志抄了电话，给古龙打过去。

　　古龙一听说是《联合报》的编辑，语气就有些不悦，詹宏志费了不少口舌，古龙才答应：“这样吧，等会我要在一家餐厅吃饭，你来。”

　　詹宏志放下电话，直奔古龙所说的那家餐厅。到了一看，古龙与他的朋友果然在这觥筹交错，花天酒地，场面，有点颓废。

　　古龙见詹宏志应约前来，直接从桌子底下拿出了一瓶Johnny Walker黑牌威士忌：“小朋友，喝完这瓶再讲话。”显然有点当众欺负他作弄他的意思。

　　之前，詹宏志滴酒不沾，可是那天，不晓得哪里来的豪兴，拿起啤酒杯，连干数杯，烈酒入腹，不胜酒力的他顿觉头晕目眩，立马醉倒。

　　此时的古龙，目的达到，却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他确实没有料到，痖弦派来和他谈判的，居然菜鸟，怎么几杯威士忌入肚就醉成这样？小朋友太嫩，可不就显出他古龙不够侠肝义胆古道热肠？

　　于是，他撂下酒友数枚，司机开车，他亲自护送詹宏志回报社。路上，他跟詹宏志说：“写稿不好玩，我喜欢花天酒地。”

　　到报社，詹宏志摇摇晃晃下车，没走几步，古龙又把他叫住：“小朋友，够意思，我给你写稿。”詹宏志哭笑不得，一上楼，开始吐，扫地的阿姨看到了，以为这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乃脸色难看地数落他：“年轻人，干嘛没事喝那么多酒？”

　　滚石的纠结

　　成功约到古龙并没有让詹宏志安心于媒体。

　　1983年4月，他进入滚石唱片，担任总经理。这似乎是个很高的职位，但对于起步不久的滚石唱片来说，总经理和职员的区别也不是很大，因为当时的滚石，加上詹宏志，一共才4个人。詹宏志说：“滚石有两个老板，段钟沂和段钟潭，但是老板都没在滚石上班，因为滚石太小了，养不起老板，老板都得到别的地方去上班。”

　　公司内部，就由詹宏志带着几个小朋友干活。一上手他就不适应，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能力不够或和艺人关系处理不好，都不是，而是因为作息时间。詹宏志说他来自农村，是农夫的作息，所以每天都起得很早，“每天4点起床，天天如此，我早上8点到公司，一看，哪个艺人都没在。他们的作息是：下午5点才慢慢苏醒，才开始吃点饭，然后晚上9点进录音室，半夜一两点钟才开工。这种错位是我离开滚石最大的原因。”

　　他在滚石，上午无事，自己就拿本书来看。突然，有人敲门，他吓一跳，把书藏在抽屉里，就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后来我就问我自己，我在干嘛，我是总经理。进来的不过就是我的会计或者我的同事，不就是要问我一件事吗，我干嘛那么紧张？”又一想，不对，他拿的是公司的薪水，怎么可以上班时间看闲书呢？就这么纠结来纠结去，他终于还是做出决定——跳槽去出版行业。

　　不过，虽然在滚石的时间不长，但詹宏志对滚石的发展可谓居功甚伟。他为滚石策划的第一张唱片就是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在大陆风靡一时的《明天会更好》，长长的作词人名单中有他。说起这段往事，詹宏志特诚实地告诉你：“99%都是罗大佑写的。”

　　当时詹宏志开了家咖啡馆，音乐人常到他的咖啡馆聊天。迈克尔·杰克逊等欧美群星的《We Are the World》红极一时，令不少台湾音乐人也蠢蠢欲动，他们鼓动身在美国的罗大佑也写一首这样的曲子。罗大佑写完寄来，曲甚好，但是没写词。詹宏志的咖啡馆就像徐克的龙门客栈，各路豪杰云集于此，各领风骚几分钟。张艾嘉来了，涂鸦几笔，邱复生、张大春来了，闲吟几句，乃凑成雄文一篇。罗大佑从海外归来时过目，大喝：“这是什么啊？”不满意，推倒重来，几乎重新写过，不过鉴于詹宏志等人的努力不可一笔抹杀，遂法外开恩，将他们的名字纳于歌曲作词人一栏内。但詹宏志始终不敢掠美，每被问及，必和盘托出，也是轶事一桩。

　　杨德昌：还需1000万

　　《未来的主人翁》和《明天会更好》都获得巨大成功，成为台湾音乐史上里程碑似的事件，詹宏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要说詹宏志对于台湾文化最大的贡献，则非台湾新电影莫属。

　　他是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等导演的《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南国，再见南国》、《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等经典名片的监制或制片。

　　1981年，杨德昌从美国回到台湾。詹宏志在动画导演余为政的家里第一次见到杨德昌，就和杨成为了莫逆之交。两人畅谈世界艺术电影风潮，可以说一拍即合：“我印象很深刻，见面第一次他就跟我说要和我合作电影，后来拍戏才觉得他那么厉害。他常常来找我，他没有太多的世俗牵挂，常常想到就来了。会半夜两点来按我家的门铃，那我就泡茶泡咖啡，聊到几点就几点走。”

　　杨德昌，不拘小节，完全投入在自己世界中的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家，在执导自己的电影时，也只考虑艺术本体的事，这可就苦了帮杨德昌电影找投资方的詹宏志。

　　有一次，杨德昌对詹宏志说，他想要拍朱天文的小说《带我去吧，月光》，詹宏志说好啊，找到中影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影)谈，带回1400多万台币。一开机，詹宏志才发现，杨德昌要拍的，已经不是《带我去吧，月光》，而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也就罢了，片子没拍完，钱先花完，不够，怎么办，请詹宏志出山。

　　詹宏志问：“还需多少钱？”

　　杨德昌答：“210万，有了，一定拍完。”

　　詹宏志说：“好。”与中影谈判。中影觉得，大导演拍片，预算不够也是常有的事啊，再支210万台币给詹与杨。结果，没拍完，钱又花光，詹宏志问杨德昌：“你再仔细算一算，全部拍完，一共需要多少钱？”

　　杨德昌仔细算过，告诉他：“需要1000万。”

　　1000万，可是个大数目，詹宏志硬着头皮再找到中影，中影这回意识到了风险，一口回绝：不行！

　　空手而归的詹宏志感到万分沮丧，又如坐针毡。怎么办？讨不到钱，片子完不成，前面的所有投资都要打水漂，自己这个中间人可得担责任。真是快绝望了，幸好，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家日本公司居然给詹宏志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詹宏志开了个天价，不仅把投资所需的资金填补上，还赚了。

　　当影片终于完成上映之后，詹宏志看完电影热泪盈眶：“真的，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后，我觉得一切的辛苦、担忧都是值得的，这真是一部伟大的电影。”

　　《悲情城市》：梁朝伟最受挫的一部戏

　　虽然当时杨德昌的举动让詹宏志每次都惊出冷汗一身，并直接导致詹宏志最后退出电影圈，但当他回想起杨德昌生前的点点滴滴，仍然感慨满怀：“可遇不可求，而且杨德昌现在也不在了，你再怀念他，再想说他还会创作出什么作品来，这已经也没有意义了。”

　　他替侯孝贤、杨德昌做事，都不拿钱，挂个监制的头衔，“他们觉得你是很划算的人，每个都想找你。”

　　之所以要干这样光做事不求回报的苦差事，还是因为詹宏志在侯孝贤、杨德昌的电影里得到了感动，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些有抱负的导演。

　　侯孝贤的《冬冬的假期》上映时票房非常惨淡，连带把他个人的财务也拖垮了，当时的台湾大众能够接受的还是琼瑶爱情片，对于直面现实的电影还没有多少观影经验。侯孝贤押着房子拍的电影，结果一下子，自己的经济状况也陷入困顿，那大概是侯孝贤最彷徨的时候。有一天，他正在讲这事，朱天文说：“我们要不要去找一下詹宏志，看看他怎么说？”

　　詹宏志成了侯孝贤的救命稻草。艺术家只要管好艺术就好，詹宏志负责帮侯导拉钱。拍《悲情城市》，梁朝伟这边的片酬，就由詹宏志来谈：“跟梁朝伟的经纪人谈他的档期、时间、拍片所需要的所有安排，细到什么程度？连一天要洗几件衣服合同上都写清楚。侯孝贤的强项在电影本体方面，他的表演也是一流的，可以教每个艺人怎么演戏，我的工作则是外围的，设法保护投资人手不要伸进创作的地方，这是我的强项。”

　　自从和詹宏志合作之后，侯孝贤的电影，资金再不是问题。在詹宏志看来，像侯孝贤这样在艺术上有成就的导演，拍摄的艺术片，根本不可能赚不到钱，甚至可能比商业片更安全，只是当时台湾电影圈的投资者不明白这一点而已，而他的任务，就是告诉投资者，他们可以稳赚不赔。从侯孝贤的《戏梦人生》开始，詹宏志开始寻找国外资金，法国投资、日本投资，往往电影还没有开拍，已经赚到了。

　　其中赚得最多的是《悲情城市》。原因有二，一是获得了1989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二是有大明星梁朝伟加盟，票房上更有号召力。在那部经典名片中，詹宏志演林老师一角。对他来说，没有演技方面的训练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侯孝贤追求的，就是那种质朴自然的表演风格。可是梁朝伟就不同了，他是专业演员，之前从来没有在侯孝贤这样的班底里演出的经验，结果就很受挫：“我们这些业余的演员跟他对戏的时候他很痛苦，因为今天我们跟他这样演，正式来的时候又不一样，他看毛片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们这些人似乎很有默契地要跟他就合不来，其实是我们跟不上他的步骤，他有一次就跟杨德昌讲，这是他最受挫折的戏。”

　　折磨梁朝伟的结果是这部电影在第四十六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大放异彩，同时还获得了那一年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陈松勇)两项大奖。可是，如果没有詹宏志在资金方面的给力努力，有没有侯孝贤今日的成就，恐怕亦在两可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