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不敢写当代 曝新作已卖张艺谋

蒋雯丽在《娘要嫁人》中诠释了一个勇敢追求爱情的女性。

　　严歌苓成为电视剧编剧纯属偶然，当时只是为了帮朋友改本子，没想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早报记者 蔡晓玮

　　由蒋雯丽主演的电视剧《娘要嫁人》正在东方卫视热播，剧中美丽多情的寡妇、三子之母齐之芳身边围绕着形形色色的男子，而他们之间的感情又遭受着时代之手的捉弄，牵动人心。昨日，该剧编剧、作家严歌苓现身沪上，从《娘要嫁人》一剧谈开去，分享了自己这些年在影视剧领域的经历和对现今影视剧创作的观点。

　　一气呵成写《娘要嫁人》

　　严歌苓说，自己是一个不善于拒绝朋友的人。开始写电视剧的缘由，也是因为有一个相熟的演员朋友拿来一个电视剧本子希望她改一改，结果她发现差得完全没法改，于是她答应给朋友重新写一个，自此就停不下来了。

　　《娘要嫁人》几乎是一气呵成的作品，“我写电视剧本没有大纲、分集大纲，就是想好一个开头就往下写，只写一稿。”严歌苓说。而她想好的那个开头那个出发点就是写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母亲怎么把自己嫁出去，“如果她不嫁人，她怎么能活下去；但如果她要嫁人，谁又会要她”。严歌苓描述自己创作剧本的状态是“坐在那里写了前一句就知道后一句怎么写，和写长篇一样，大致第一句有了，后面结局就有了，细节记在本子上，然后加进去就可以了。”

　　然而电视剧终究还是和小说不一样。同样是写寡妇，严歌苓的小说《第九个寡妇》里的人物王葡萄的形象就更加尖锐，“《娘要嫁人》好一些，因为电视剧的受众广，家里有老人孩子看，所以更偏向通俗，和《第九个寡妇》的历史厚重感不一样。”

　　但即便如此，齐之芳这个人物放在现今的电视剧中仍然是特别的，她美丽、多情，同时又勤劳、自尊、母性。“在剧中，大毛(齐之芳的大儿子)有一句非常残酷的台词，‘你们作为父亲母亲了还有什么资格谈爱情，爱情已经是我们的事了’。有很多孩子跟他一样，觉得自己父母有情感需求是件很羞耻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女人的一生就是为了给自己相爱的人，而不应该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去嫁人。”严歌苓说，“我就是想告诉人们，对于父母的感情要尊重，他们不是有了家庭孩子然后失去另一半之后就不可以再追求自己的感情了。作为孩子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比父母自私，这也是我个人年纪大了之后体会到的一个问题。”

　　不敢写当代

　　在《娘要嫁人》中，故事到1990年代戛然而止。在严歌苓的其他小说和影视作品中，也都是以年代戏为主，涉及当代、当下生活的并不多。对此，严歌苓坦承是因为“胆怯”，“我1989年左右出国，现在回来后，看到的中国大陆的生活和10年前完全不同。”她透露，自己曾经想写一个以当代高中生为主题的故事，但却一再搁笔，因为对这一段生活不了解，即便下生活去考察也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前几年感受的和今年感受的也差别很大，高考的紧迫感危机感也不一样了”。“没有一个社会像中国现在这样变迁大，刚想下笔，又出来了新的变迁。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有顾虑，因为我一直认为没有距离的时候不能审美，一个时间放在比较长的历史里面，才容易看得全面，不会当局者迷。”严歌苓说。

　　几乎严歌苓的每一本小说，都会成为影视改编追逐的目标，从电影《少女小渔》、《天浴》到《金陵十三钗》，从电视剧《小姨多鹤》到《铁梨花》等等。严歌苓表示，“现在整个世界都是新媒体、微电影、手机小说，这是不可抗拒的。我非常希望影视的观众会变成小说的读者，这未尝不是一个推广纯文学的路子。”

　　在从小说到影视剧的改编过程中，严歌苓表示有很多感到惊讶的地方，但没有特别难过的遗憾，因为导演不做取舍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英国病人》的电影和小说就完全不同。电影只是选取了小说的一个很小的戏剧核，小说更深远，但是电影也很成功，两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严歌苓说。但是，也有让她非常愤怒的情况发生。描写在二战时流落中国的日本孤女多鹤最终融入中国家庭生活的电视剧《小姨多鹤》在上星播出时，多鹤的身份被改成了中国人，这让严歌苓觉得很不能理解：“中国人在受创伤之后还会同情敌国的孩子，这正是中国人反战的表现。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反对，难道他们连真实经历过战争伤痛的当地人民都不如吗？当地人民被真正地烧杀掠夺过，他们都能包容。很多审查的人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厚度和中国观众的接受度。”

　　张艺谋买了《陆犯焉识》

　　生活在美国，写着中国的故事，严歌苓乐于享受自己这样的旁观者身份，“这对我的写作有很好的影响。在国内是外国回来的中国作家，不是作家主流；在美国也是外族作家，我喜欢这个身份。在边缘生活会有比较冷静的观察角度。”

　　在美国是编剧工会的成员，在中国也是知名编剧，严歌苓觉得中国编剧和美国编剧相比境况并不算很差。“中国编剧稿酬很高，像我在中国比在好莱坞拿得多多了，我还是很知足的人，不会抱怨特别多，只想用我最大努力帮助导演实现一部电影的艺术构想，只要不占用我写小说时间就行。据我了解，在好莱坞，只要是编剧工会的成员，写一部电影的最低价格不能少于八九万美元，这在国内远远不止了。我和张艺谋也说，其实他花的价格可以请到很好的好莱坞编剧。所以我国的编剧从经济上来说应该是没什么可以抱怨的。”严歌苓建议国内的编剧们，“不要老盯着钱，钱拿得多不值得羡慕，活干得好才值得羡慕。”

　　曾经，严歌苓放言不想再写电影剧本，因为国内电影界总是瞄准奥斯卡，将奥斯卡当作目标，“大家都在争奥斯卡，这很闹心。我觉得我行我素反而容易得到关注，而艺术目的一旦不纯，艺术肯定不好。”她坦言转战电视剧虽然很累，但和电影界相比，电视剧的创作相对单纯，而且台词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保留。但同时，她也透露，自己的最新小说《陆犯焉识》的电影改编权已经卖给了张艺谋，“这部小说是‘抗拍’型的，里面有很多政治运动在里面，我觉得很尖锐，小说很厚重很大，电影肯定是节选的，我最不想删的应该是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据悉，因为张艺谋手中同时会有若干项目在进行中，具体的改编进程还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