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泰囧》尊重观众 怀念张国荣

图：杨光 余筱 刘茜 影视圈资源库

　　导语：

　　芦苇者，蒹葭也，飘零之物，随风而荡，却止于其根，若飘若止，若有若无。

　　名如其人，编剧芦苇，便是如此。诗意的栖息于生活之上，随运而动，随心而写，用手中的笔雕刻着混沌的时光。“我热爱电影这份‘雕刻时光’的事业，也许再经过三四个世纪，当我们化为泥土时，后人依然能通过电影看到我们曾经的生存、精神和情感状态，这是黄金也买不来的。”

　　采访芦苇的过程，是轻松而愉快的。芦苇话很多，就像一个压抑了很久急需向人倾诉的孩子，神采飞扬地释放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时不时的几个小动作，谈到激愤处突然喷出的几句脏话，还有听到记者有趣的问题时，爽朗的哈哈大笑，都让人几乎忘了他其实是一个顶尖编剧，而仿佛只是一个对电影充满热忱的小影迷。芦苇自己也说，“我当然是一个影迷，不是影迷我干嘛干这个，想当年我一个月工资才30块钱，可我就是找家里借钱也得上北京看电影，那个美国电影周我一看就是5场，看完再连夜坐火车回去。这是我的业务啊，是我热爱的事儿。”

　　“你要跑题的话，又何必拍白鹿原呢”

　　电影版《白鹿原》上映后，遭到了书迷、影迷的很多非议，而作为曾将《白鹿原》剧本改稿七次，却最终未被采用的著名编剧芦苇，对此也有很多自己的看法。近期他将出版自己的《白鹿原》剧本，芦苇版和王全安版，究竟孰高孰低？芦苇笔下的《白鹿原》，是否能真正呈现那些年，那个真实的渭河平原小村庄？谜底将要揭晓。

　　采访芦苇，王全安和《白鹿原》是两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从1993年《白鹿原》小说出版，到2011年电影杀青，这部小说的改编和拍摄先后经历了18年。芦苇非常重视《白鹿原》剧本的改编，“我希望拍一个与西北这方水土，与我对西北的感情相称的电影，也想再打造一个经典。”可惜，芦苇的剧本却最终没有被使用。对于王全安最终呈现出来的《白鹿原》，芦苇非常不满意。

　　在芦苇看来，《白鹿原》讲的是中国新时代与旧时代的断裂，老一辈与新一辈之间的矛盾，以及新旧两种观点之间的斗争，他认为这才是《白鹿原》小说最大的迷人之处。正是出于这种考量，芦苇在其改编的剧本中，删去了他认为过于完美，不够真实的百灵和朱先生，而特别放大了他心中的第一男主角白嘉轩。他认为白嘉轩是小说中的线索人物，以他为代表的新老一辈之间的断裂构成了《白鹿原》最深层的精神内涵。然而，在我们看到的王全安版《白鹿原》里，白嘉轩的戏份被大量删除，变成了一个面目不清的人，而田小娥却变成了第一主角。对此，芦苇毫不避嫌的表示，“我甚至觉得他这部电影就是为了捧这个女主角(王全安老婆张雨绮)”。芦苇认为电影《白鹿原》犯了艺术创作的一个最大的错误——跑题，“一切错误里面，跑题是最让人丧气的。你要跑题的话，又何必拍白鹿原呢，你完全可以找到比它更精彩的故事。可你既然用了白鹿原这个故事，观众就一定会把它和这个社会关联起来，这是一定的。”

　　讽刺的是，让芦苇如此不满意的导演王全安，最初却是他力荐的导演俊才。“我在03年看他拍的一个小片子叫《惊蛰》，一个农村青年进城打工的故事，他拍的很好，很有质感”，但之后两人在《图雅的婚事》的合作，却改变了芦苇的看法。“我发现他只是擅长拍摄纪实类的影片，这种有强烈故事冲突的史诗类的电影，他还不能掌控。”有所擅长，亦有所欠缺，这是芦苇对于第六代导演统一的评价方式。同时他也指出，“太过自我，说难听点就是自恋，这是第六代导演最大的问题，也是他们的通病”。在芦苇看来，第六代导演的创作视野都太过狭窄，都过于重视在作品中展示“自我”，反而忽视了最基本的故事、人物带来的冲击力量。所以他们只能拍出像娄烨的《紫蝴蝶》这样充斥着小资情怀的“历史片”，却至今也拍不出《霸王别姬》这种宏大苍凉的史诗巨作。

　　“史诗”是芦苇在采访中多次提到的字眼。不难看出，芦苇偏爱史诗类型的电影，“我希望任何私人情感里面都能体现出一种史诗气质，因为人是社会动物，人是不能脱离于社会而存在的”。而第六代导演与芦苇之间的电影审美差距，也许正印证了他所提到的新旧两种观点的断裂。芦苇生于巨变下的中国，长于满目苍凉的西北，更倾向于宏大叙事的作品；第六代导演们是在安逸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再加之专业学习中大量艺术片的熏陶，使他们的创作更加归于自己小小的内心，而这种大与小或许本没有区别，区别只在于每一个不同的观众心中。

　　第六代导演中，芦苇可能更加欣赏贾樟柯。在我们的采访中，他对《小武》、《三峡好人》都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甚至在第一次看到还未剪辑完成的《小武》时，就盛赞它是继《霸王别姬》之后中国最好的电影。“贾樟柯非常了解小武这样的小人物的生活，所以他拍的片子显得非常真实。”然而对于《三峡好人》，在欣赏之余，芦苇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缺点，“你在这个片子中看不到强大的公信力，而一些超现实的拍摄手法也和这个片子的类型不太搭界。”

　　“我是西安人，一个大西北的农民”

　　1976年，芦苇通过社会招工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从开始的炊事员、美工，到后来的编剧，电影这一行当，他一干就是30多年，而这30多年，也处处装点着“陕北”的印记。

　　出生于北京的芦苇从小在西安长大，他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安人”。而芦苇的作品中也确实常常蕴含着大西北那荒凉而豪迈的人文与风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从那个土地上长大的，所以他们的情感呀，语言呀，内心活动呀，我都特别熟，写起来也特别顺利”。

　　身处于古城西安，长期被周秦汉唐的历史遗风所浸醺，芦苇自然对历史，对传统文化如民歌、民间技艺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不仅给记者展示他刚买来的戏曲珍藏碟，更在采访过程中，兴起时哼起一段又一段曲子。“中国历史的发源地，它最昌盛的地方是在西北的。我非常想把中国历史上大西北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品格、奋斗写出来，拍出来。”对于这种浓重的近乎偏执的故土情怀，芦苇似乎从来不加掩饰，当被记者问到长期进行电影剧本创作的他，为什么会接下《李自成》这样一部电视剧剧本时，他爽朗地笑笑，说道“李自成是我的老乡，他体内流着陕北人的血，我觉得写我们家乡人的魅力，我非常有兴趣”。

　　作为老三届的知青，三年农民生活的体验也为芦苇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而他对农民这一群体也有着特殊的感情。芦苇所讲述的故事很少涉及繁华的大都市，它们往往发生在某个农村的某个家庭，而这个故事往往一讲就是好几十年。在采访中，芦苇多次提到他曾经写过西北一对普通农民夫妻携手50年的故事《岁月如织》。他很喜欢这个故事，但却因为担心收不回成本，而被屡屡搁置。谈及此，芦苇的话语里充满无奈与遗憾。

　　芦苇直感叹，三年的知青生活令他受益良多。在充斥着劳动的知青生活里，芦苇养成了写作的习惯，他每天写日记，以“面对自己的内心”。他也寄情于读书，他尤其喜欢契科夫。“我下乡的时候拖着两个大箱子，一个装着衣服，一个装着满满一箱子书，里面就有契科夫全集。契科夫有深刻的东正教情怀，最伟大的一点就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对人性的那种关爱，那种垂怜，正是中国影视、中国文学所缺乏的。”出于此，芦苇非常重视通过作品中具体人物的刻画来彰显人性的力量，如为了凸显出《白鹿原》中鹿三和儿子黑娃的决裂，他特意在剧本中设计了“鹿三河边夜追儿子，两人隔河相骂”的情节(可惜该情节未用在电影中)。受到契科夫的影响，芦苇重视故事中的人物更甚于背后的“自我”，对他而言，人物就是目的，而他自己并不重要。“是契科夫小说的气质影响了我，他永远让他的人物站在小说里面，你看不到契科夫。在他的小说里面，他所塑造的人物都是鲜活的。”

　　在芦苇看来，做编剧写故事是一件快乐的事。他不明白为何许多青年编剧都抱怨这一行当枯燥、寂寞、收入低，“觉得痛苦你干这个干吗”。多年来，在许多与之同期的电影人都在光辉成绩中逐渐迷失自我的时候，芦苇仍然头顶光环，淡泊地坚持着自己最初的创作态度“有感而发，无感不发”。在《风月》找到他写剧本时，芦苇因为不喜欢题材，生生拒绝了高达《霸王别姬》四倍的整整40万稿酬，要知道，当年10万元就能买一套房子啊。然而芦苇却坚持，“要是题材好，给钱多，我当然写；但是题材不好，给钱再多让我写，我也办不到。”

　　当记者问起，一向醉心于西北文化的他，当年怎么会改编《霸王别姬》这样一部充满京味儿的剧本时，芦苇急切地表示，“我是个戏剧发烧友，我最爱听昆曲，听京剧，听秦腔，我自己还会唱呢。当年插队时，大冬天的，我站在村口的大喇叭下，听了一个多小时的戏，身上落满了雪，人家老远看到我就喊，这儿怎么有个雪人儿啊！”

　　冬天的大雪，大雪中的村落，村口的喇叭，喇叭下的芦苇，芦苇耳中的京剧。这样写意的画面怕是只有心灵单纯，心中有执念者才能拥有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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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五代电影的起点，却也是终点”

　　对于自己的代表作《活着》和《霸王别姬》，芦苇不无遗憾地感叹：我曾经走入了一个虚幻的梦境中，我以为这是第五代电影的起点，可没想到，它却也是终点。

　　中国第五代导演曾经让我们充满期待，他们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的社会洗礼，也在院校里接受过专业训练，等到他们真正成为导演时，已经形成了完善、定型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艺术观。所以他们一出手就很惊艳，作品燃烧着生命的激情。

　　芦苇至今对《霸王别姬》的拍摄仍记忆犹新，“那时的陈凯歌创作状态特别好，很敏感，很有激情，而且求贤若渴。”在本职工作编剧之外，陈凯歌更是让芦苇参与了电影的美工工作，而且在几经权衡后放弃了自己属意的尊龙，选择了芦苇认为更加合适的张国荣作为男主角。这种从作品出发的真诚交流与合作锻造了经典的《霸王别姬》。可是就在《霸王别姬》拿到国际大奖之后，当陈凯歌开着大奔，拿着40万报酬找他写他并不喜欢的《风月》之时，芦苇便已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距离，从此，一起真诚做电影的日子不再，而下一部珠联璧合之作，更是再见无期。当记者问他对于陈凯歌广受诟病的作品《无极》的看法之时，芦苇直言，我看不懂。

　　然而，谈起《霸王别姬》中另一位重要人物张国荣时，芦苇的话语间流露着丝丝怀念。“我看过他的《胭脂扣》，觉得他的气质太合适了。第一个，他漂亮他柔，很适合扮旦角儿；再一个，他的戏表现力十足，他演每一个角色都能摸到角色的内心。”可是，这样一部大获成功的戏对于张国荣到底是好是坏，却让人无从评论。它让张国荣的演艺事业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但也正因为在这部戏后，张国荣始终不能走出角色，才在某种程度上，最终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对此，芦苇也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他确实很喜欢这个角色，所以，就是喜欢吧”。芦苇提到，他和张国荣是很好的朋友，在《霸王别姬》拍完后，他曾答应专门给张国荣写一个剧本。就在张国荣自杀两个月前，他们还曾在机场见过面，张国荣也曾打电话给芦苇，邀他南下香港玩儿。“他按他们香港的叫法，称呼我为哥哥，问我什么时候能帮他写剧本”，只是，这个剧本再也用不着了，留给芦苇的也只能是深深的怀念。

　　对于曾一起合作《活着》的导演张艺谋，芦苇的看法有些另类。他抨击《英雄》犯了低级的文化错误，认为《满城尽带黄金甲》拍的实在不好，直言《山楂树之恋》平庸、散漫、不真实；却唯独对大众骂惨了的《三枪》表示敬意。“《三枪》吧，它是一个商业片，娱乐片，我看这个电影至少获得快乐了。它没有任何文化抱负，甚至抽空了精神内涵，但是作为一个娱乐的类型片，它不说精彩，却至少及格了。”而当记者问及张艺谋加入乐视，他对于新“二张”组合是否看好时，他认真说，“我没有看好，也没有不看好，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他们这个组合当然一定是各取所需，而我只是希望张艺谋拍出一些《活着》这样水准的电影，恢复到他过去那个积极状态上去”。

　　“研究电影的类型，是对现阶段中国电影最基本的要求”

　　类型化是好莱坞称霸电影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当谈到中国电影的当下问题，作为资深编剧的芦苇多次强调的，也是电影类型化的不充分。

　　因此他赞美创下票房奇迹的《泰囧》。“它有专业精神，类型搞得非常清楚，我们管这种电影叫旅游娱乐片，所以他远赴泰国取景，展现异域风情，这就是中国商业电影的进步，它懂得类型，知道尊重观众了”。

　　虽然近半年来国内电影市场票房大爆炸，但芦苇直言，这只是由于一方面，中国影院多，硬件起来了；一方面受众的观影习惯被培养起来了。“中国电影的商品性被承认了，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的品质变好了，在世界电影潮流当中，中国电影依然不入流。”

　　在芦苇看来，中国电影只有香港功夫片真正走出了国门，但这也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一则喜，中国电影终于被世界所认识；一则忧，这种单一到极端的文化输出会不会让外国人误解，中国就是打打杀杀的民族。与之相较，同样给人固定印象的印度歌舞片至少表现的是一种励志向上的文化。

　　在采访过程中，芦苇还敏锐指出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重视人，人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而中国强调的却是一种社会模式，一种集体主义精神，而个人是可以随时随地牺牲的。他举雷锋题材影片预冷的现象为例，尖锐指出，“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越来越不被年轻人所接受了，整个社会的价值理念显得非常混乱，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困境，也是中国电影迟迟不能走出世界的根本原因”。

　　几日后，这位对电影、社会有诸多个性见解的编剧在西安家里接受了本刊的再次采访，而芦苇家中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收集的一间房的影像资料，一间房的书籍，当然还有客厅里大大的电视。可是谈起看电视，芦苇却说，“我平时连电影儿都看不完了，哪还有时间看电视啊，这电视，我一般就用来看看网球比赛，看看拳击。”芦苇爱好很广泛，听音乐，看书，画画，听京剧，在不写剧本的日子里，他的生活也是非常充实自在。在记者看来，芦苇实在不像这个时代的人，他用非智能手机，不喝咖啡，照照片不做后期，也不爱在公共场合露面，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有时参加一些活动啊，讲座啊都是不得已的，不写剧本儿的时候，我喜欢呆在家里喝喝茶，唱唱民歌儿，找朋友坐坐，拍拍照片儿，这样就很好了。”

　　作为业界传说中片酬最高的电影编剧，他依然在继续自己的电影探索。在谈到自己正在拍摄中的最新编剧作品《狼图腾》时，他强调的依然是电影的主题、格局和内涵，“它有别于如今中国电影总是‘男女调情’的尴尬局面，他讲的是中国的环境问题，有关环境与生命的关系。它引导我们反思，我们确实在发展，可是我们为这发展又付出了什么？”

　　芦苇身上有魏晋文人的遗风，他善针砭时弊，喜交游，有文艺癖好，也安心守护着自己的一方随心创作的领域。很多人都关心他想不想转行当导演，以更完整地控制一部电影，不再让《白鹿原》的遗憾出现，他对自己要做和能做的事却清楚得很，“我的优势是策划和编剧”。

　　我们亦希望，他能一直做那一支芦苇：诗意地生活，随性地创作，完成他心中那个永久的史诗电影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