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出身的德国导演克里斯·克劳斯(Chris Kraus)作品素来少而精，他的作品《四分钟》曾在2006年获得全球45个电影奖项，包括上海电影节的金爵大奖。今年，他作为评委再度来沪。虽然德国人素以有板有眼著称，不过这次采访却意外地坦率而愉快。克劳斯介绍的德国本土电影扶持系统，相信值得当前的中国电影借鉴。
《综艺》：这是你第二次来到上海，对今年上海电影节印象如何？
克劳斯：很难比较，因为角色不同。第一次我是带着《四分钟》来参赛，很紧张。今年做评委要放松得多，这次也有时间到处走走，感受一下上海这座城市。
《综艺》：相比你上次参赛时，对本届竞赛片的感觉如何？
克劳斯：其实我参赛那年没怎么看其他电影，日程紧，获奖后也很激动。至于今年的影片，目前我们还在评审中，我不好说太多。(编者注：采访时电影节正在进行)我觉得今年竞赛片的情况不太好总结，片子的气质真的挺不同。老实说我们评委会现在意见也不统一，恐怕得经过一番争论才能决定奖项。
《综艺》：你对这次参赛的三部华语片印象如何？
克劳斯：我对中国电影不太了解，虽然这次看了这三部，但我对中国独立制作和主流电影之间的区别仍没多少概念。之前主要还是看第五代的片子，张艺谋、陈凯歌对我很有影响，当然是他们早期的作品。后来了解就少了，香港的王家卫、杜琪峰知道得多一些，但对中国内地的导演不太熟，比如今年在戛纳得奖的贾樟柯，我也只是听说他的电影很棒。其中有些是我们自身的原因——华语片主要在艺术院线放映，而德国的艺术电影系统正在崩溃，很多影院既小且旧，经营压力很大。年轻人也越来越不爱看艺术片了，我女儿也只是偶尔看看DVD。我自己去艺术影院，看到观众的头发大多是灰白的。
《综艺》：但这些年德国有不少新人文艺类电影在国际上取得成功，比如获得奥斯卡的《窃听风暴》，还有你的《四分钟》。
克劳斯：这跟德国电影的体系、结构有关。德国电影的一大特点是对想尝试拍片的新人扶持力度很大，新人很容易获得资金和自由度去拍自己想拍的电影，来自市场的压力不那么大。
《综艺》：这是怎样做到的？想拍电影的年轻人一定很多。
克劳斯：是，德国有很多电影学校。本土电影的扶持主要靠政府和相关基金。除了国家，每个州也都有相应的扶持政策。因此新人起步比较容易，但要持续拍很难。在德国拍电影很花时间，从筹备到完成往往需要3年。我筹拍《四分钟》时压力很大，因为我的第一部电影很成功，所以第二部很关键。能再接再厉当然好，如果失败，下次就很困难，因为第三部国家就不会支持了。
《综艺》：德国对本地电影的扶持主要是针对新人的头两部作品？
克劳斯：是的。因为很多新导演在拍了两部后就被电视和商业电影挖走了。此外从政府的角度，投纯新人的项目更便宜。以《窃听风暴》为例，他们当时大概有150万欧元，这点钱在欧洲太少了，很多工作人员都没拿酬劳。如果按正常情况，预算恐怕要高6倍。话说回来，导演现在要再找这帮人恐怕也得多花6倍的钱了，因为大家一起患难过，现在也都成功了。这就使得新导演拍第三、第四部时会遇到很大困难。目前德国每年生产的电影里，大概有6成都是新导演的第一部或第二部作品。这个比例高得反常，美国可能也就10%。
《综艺》：这个体系确实很有特点，你怎么看它的影响？
克劳斯：我觉得有好有坏。好处是能不断给电影业带来新鲜血液和活力，弱点是很难做大，因为很难长期积累下去，好像永远都是新人在撑场。加上德国电视业很发达，我们常说就像旁边有个电视这个吸血鬼一样。对年轻人来说，电视这个吸血鬼还是很诱人的，坚持做电影真的不容易。
《综艺》：这个体系的出发点是否可理解为是给每个人以平等机会，但最终只有最优秀者才能脱颖而出，持续拍下去？
克劳斯：竞争当然是有利的，德国的电影学生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能得奖，包括奥斯卡的相关单元，我们也是获奖常客。我们的电影教育系统是欧洲领先的，电影学校从政府得到很多赞助——我们有七八家国资支持的电影学校，法国只有1家，整个欧洲大概也就24家。
《综艺》：在本地电影的这套扶持系统中，柏林电影节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克劳斯：德国的电影主要还是靠政府和基金，柏林电影节扮演的角色很具体，坦率说也仅此而已。当然，柏林仍是欧洲最开放的电影节之一。
《综艺》：你的《四分钟》或许是上海电影节选过的最优秀的影片之一，非常有德国质感。但德国电影的这种文化内向性是否影响了其在国际上的传播？
克劳斯：这我不太同意。《四分钟》和《窃听风暴》拍竣的时间差不多，最初的反响都不好，很多电影节都不要——真的，我们当时都算失败者，柏林都拒绝了我们。后来《窃听风暴》去了洛加诺，反响也一般。我得到了参加上海电影节的机会。两部电影都是渐渐获得了口碑和市场。我们后来卖出了50多个国家的版权，《窃听风暴》卖出了70多个。所以我觉得：即便是看上去很不商业的电影，并非就一定不能获得市场成功。我认为事前不用考虑什么票房或是电影节，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一部电影的未来，更别提掌控了。
《综艺》：你是说德国导演在创作时，不会受到市场或其他方面的影响？
克劳斯：至少我不会，我现在还是尽量去拍自己喜欢的电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因为我之前的经验告诉我琢磨那些根本没用。《四分钟》在上海那年，评委会主席是商业大导吕克·贝松，但他喜欢这部片，不但给了我们大奖，他的公司还买了法国和北美的版权。
《综艺》：当时为什么选择了上海电影节？
克劳斯：其实是上海选择了我。其他电影节对我的电影都不感冒，上海是第一个向我们发出邀请的A类电影节。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说的：最初我们觉得自己拍了部很德国的电影，结果本土根本不认可我们，没想到转向国际后反而取得了成功，只能说是好运。我的第三部片预算比前两部大10倍，有1500万欧元，但最后的结果反而一般。我从自己的经历中学到的就是：你的电影可能会赢得观众，可能不会，重要的是你永远无法预知，所以安心拍自己的电影就好。
《综艺》：本地市场的反响对德国电影有多大影响？
克劳斯：当然会有些影响，但德国电影在海外还可以。再说新人电影往往都是政府在投，所以我们感受到的来自票房、好莱坞的压力不大。我们对来自电影节的压力可能更敏感些， 因为牵涉到很多实际问题。比如德国有很多扶持文化的基金，如果你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奖就能拿到钱。但有时我们德国人做事很死板，比如你要是在A类电影节上得到大奖，就能拿到很多奖金，但问题是无论是戛纳还是上海的大奖，A类节的奖金基本一样。所以大家都对参加电影节热情高涨，每年也有很多电影想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