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斯通 VS 杜琪峰
电影的责任
杜琪峰：任何电影都应传递正面信息，比如坏人应该被绳之以法，但问题是这永远都有一个过程，中间有非常多的细节——从道理上来说可能是好的东西，但整个(故事)过程往往会残缺不全。作为电影制作人，我们要对社会负责任，电影毕竟要面对观众。但这种责任，不是像教科书一样给大家讲道理。对创作者来说，电影需要采用主观视角，我不能说自己的电影(只)是拍给某一个群体的，而是希望展示，同时希望尽量能留一些空白给观众，让他们自己去描绘和感受。
斯通：电影里如果有一些灰色地带，会让人更感兴趣——真实的人物不是非黑即白的，比如《天生杀人狂》里的两个爱人，相互恩爱，但杀了50个人。我在美国生活了60多年，年纪越大越质疑我们的国家。美国的历史教育很可怕，给大家一个迪士尼的版本，把所有历史都做成删节版。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做错了事，我们强大，但反而(因此)体现了最糟糕的影响力。
内容的尺度
斯通：我很希望人们能知道电影与现实的区别。好的电影并非真实(世界)的写照，比如《拯救大兵瑞恩》，很多观众觉得很写实，但它是相对的，其实还是过度夸张了。我们真的该反思，让电影拍出最真实的景象。现在的电影很多展现的是生活的夸张，比如战争片，我见过战争，没有什么漂亮的枪战，现实非常可怕和丑陋，我想把这个呈现给观众，比如在《生于7月4日》里能看到一颗子弹对一个人的生命有多大影响，还有《天生杀人狂》就是要让观众看看社会多么疯狂。如果你仔细看看身边的电影，会发现很多看起来无辜的东西里面有大量难以置信的暴力。很多人说我热爱暴力，恰恰相反，我至少不会为了刺激观众的观感而描写暴力。
杜琪峰：我觉得动作应该是动感的，像舞蹈一样，并且有自己的色彩在里面。当然有时我希望自己表现的东西与实际很接近，难免会很暴力，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法展开故事。但我自己比较喜欢浪漫的场景，画面就像音乐剧一样的那种。此外，我觉得如果过分渲染暴力，观众可能会根本不记得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但我认为电影不应该承担过分的责任，比如说因为电影所以暴力就多了(的言论)，这完全是两回事。当然这其中有(电影)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在可能影响观众的时候还是应很小心、很巧妙地处理。
汤姆·霍伯 VS 张元
霍伯：现在中国的很多年轻导演希望能拍大片，同时又希望艺术能得到保护。导演无法完全忽视商业因素，因为拍电影需要投资，一定是商业活动，必然要有商业上的考量。在英国，文化中既有艺术的传统也有商业的传统，对于后者人们其实有一些偏见。英国人看不起商业传统，但我一直想把两种东西结合起来——取得商业成功，和电影能感动、影响别人并不矛盾。
《国王的演讲》就是一个做到了平衡的例子。最初几乎所有好莱坞片厂都拒绝这个项目，很多明星都拒绝。作为导演，如果一直担心电影能否在商业上成功，面对压力和负面意见时就可能失去方向。但在这部影片中，我遵循了自己的直觉。我觉得导演应该突破思维上的界限和框架，比如我后来又拍了《悲惨世界》。成功后往往有两个选择，一是保守点退回来，做一些熟悉的东西；还有一种是利用成功后得到的广泛支持，运用这种自由去做一些冒险的事，对我来说拍音乐剧就是一次冒险，以防自己陷入固定模式。当然这样也可能失败，但至少有可能更新自己，我认为这很重要。
张元：电影现在越来越商业化，其最初的本质大家可能遗忘了，那就是记录。记录最重要的是等待，当摄影机转动起来，有时演员无意中会做出一些充满质感的表情和动作，实际上同时也就是在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味道。我喜欢和一些非职业演员合作，因为他们有非常特别的东西，有时会把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状态带到电影里。可惜这样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少了。
电影融资
斯蒂芬·沙夫(Stephen Scharf，美迈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最近很多中国的电影公司成功上市，包括在美国上市。目前还有一些投资者希望有机会投资中国本地的中小公司。然而据说相关规定不允许或者限制外资进入中国企业，希望这在将来能够得到改变，不然本地的小公司恐难以获得支持从而得到提升。
于冬(博纳集团董事长)：博纳是惟一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电影公司。相比而言，海外融资的方式、渠道和金额更多，且融资成本远低于国内。单是银行贷款，国内的利息至少是7%以上，再加上担保公司的费用和银行管理费，总成本占比融资的10%－12%。国外最多占3%。加上国内银行基本都要求法人无限连带责任，需要抵押房产和有价债券等。经常是晴天要给钱，下雨时就收债。此外，国内的IPO是审批制，现在很多公司都在排队等待，这也阻碍了中小影视公司的发展。中国电影产业正在高速增长，对中国的电影企业是一个好机会。到2018年，中国总票房会达到今天北美市场的水平，届时中国排名前三的电影公司会成为继好莱坞六大之后的全球级企业。中国电影一定要抓住这五年，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对内容管理的改革，对本土电影的扶持都应加大力度。比如每年5%的专项资金，更好地应用到扶持优秀影片的生产上。另外税收，本地电影企业的负担还是太重。影院票房里已经交了营业税，之后企业还再要交所得税。文化企业毕竟有其特殊性，应得到特殊对待。
钟丽芳(小马奔腾影视文化副董事长)：目前在中国融资虽然没那么容易，但也没那么难。尽管现在IPO压得厉害，但几家已经上市的公司都在做一些并购和整合，尽量让自己的规模更大——只有这样才能让公司结构更多元，财务更稳固。融资，除了银行贷款，还有很多非行业资金。比如我们旗下的数字王国和腾讯要做一个合资公司，结果一个星期就融到一亿五千万美元。在中国不是融不到资，而是有没有找对渠道，有没有把平台搭好的问题。就像电影，只有把故事讲好，大家才愿意投钱给你。
如何面向世界观众
任仲伦(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前几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论坛的主题主要是探讨艺术创造，五六年前我们开始把投资、融资、制作作为主要话题，可见中国电影已发展到真正的产业化阶段。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日益扩大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如何拍一部不仅能让中国观众感兴趣，同时也能让世界观众感兴趣的影片将成为我们的下一个战略选择。
徐克(导演)：创作一部电影，无论用什么方式、态度和看法，都离不开从一个电影人本身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这一基点)。如果创作是个人问题，那如何获得世界观众的支持？我觉得这首先与题材有关，还有具体的表现方式。比如一个针对世界观众的电影，是否必须有不同国籍的演员演出？此外在融资层面，中外两方应持什么样的原则、精神合作？如何在发行、版权分享等方面维持一个健康长期的合作关系？一部好的西方电影与一部好的亚洲电影，在全球市场上发行是否有分别？互联网、手机等新平台的出现，又怎样评估其发行的潜力？这些都值得大家深入探讨。
庞洪(麒麟网影视文化传媒CEO)：目前，我们更多还是要先武装自己，让影片的品质真正得到提升。对于合作，应更有前瞻性。五年后中国肯定是全方位开放，到时我们怎么分割本地的市场。包括合拍，我们之后也会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比如《画皮3》还有《战争女王》，与美国、俄罗斯、德国都会有一些更大的合作。
艾理善(Michael Ellis，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区总裁)：在新西兰，电影业对GD P的贡献为10亿美元，超过了新西兰有名的红酒行业。泰国电影业对GDP的贡献是20亿美元。澳大利亚政府则用减税吸引更多电影到那里进行拍摄和制作。现在中国电影和电视业年产值约一千亿人民币，对好莱坞的海外票房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市场还会不断增长，但一些问题需重视，比如美国电影的收入中只有25%来自影院，但在中国，这个比例近90%。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好地保护版权，比如网络发行的问题等。
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电影业面临的挑战首先是能否创造出好产品，价值链能否达成多种收入的渠道(结构)。这首先需要知识产权的保证，也要有系统的策略和管理方法。中国(电影业)尚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大银幕、小屏幕之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最终与美国成熟市场有类似趋势。小屏幕也有其特点，一些比较小众的、不同题材的东西，小屏幕可以做，大银幕做不了。而大银幕内容的体验，也不是小屏幕能够产生的。将来如何最大化地实现知识产品的收入，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中国资本“逆袭”好莱坞
西德·甘尼斯(Sid Ganis，前索尼影视集团副董事长、前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席)：海外企业收购有时非常复杂，因为会涉及一些文化问题。当时一家日本公司收购好莱坞大片厂引起了很多担忧，艺术家也非常担心日本人会影响他们的创意。但情况并非如此——索尼的老板非常了解美国文化，他知道把日本价值观强加到一个美国电影公司之上行不通。索尼也一直没有干预哥伦比亚，管理层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我在那边很多年，来自母公司的干预只发生过一次。那是一个关于相扑的喜剧，索尼方面很客气地请我们不要这么拍，因为这是日本文化。其实日本企业一向都有长期的眼光，索尼当初收购哥伦比亚时很多人都在批评，但最终的结果说明，他们的观点和做法是对的。
斯蒂芬·斯蒂茨(Stephen Stites，高盛集团副总裁)：并购是行业趋势，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中国越来越多的网络公司或平台型企业在境外进行并购，不只是在美国，也可能在欧洲。如果看一下未来的发展路径以及中国的市场规模，会看到这方面的投资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班内特·庞泽尔(Bennett Pozil，华美银行执行副总裁)：美国现在的利率水平非常低，但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所以今天中国面临的收购机会，可能未来就不存在了。但真有必要收购吗？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看到底想得到什么，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和专业知识能够帮助公司在并购之后很好地运营。合拍也一样，现在很多人来到中国，找个剧本，再找个已经过时的演员，然后就投钱开拍，这样的影片不会成功，对产业的未来也不好。对于中外合作，我们必须要有耐心，要等待合适的机会，才能最终实现双赢。
李川(东方梦工厂、华人文化产业基金董事总经理)：我们想通过与国际顶尖公司的合作，把他们整个的创意生产流程和技术规范引入中国，来培养中国的人才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卡赞伯格之前提醒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做创意体系10年还不够，需要15年。我国的动画定位在少儿群体，所以不敢做太大的投入，而他们做的是家庭娱乐动画。我们集中做高端产品，比如东方梦工厂第一部练兵的片子就是《功夫熊猫3》，今年8月进入制作。选择动漫作为切入点，也是因为相比真人电影，动漫在票房之外的收入更有保障，包括衍生品和主题乐园等。
王中军(华谊兄弟传媒董事长)：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尤其是电影主流公司，可能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特别不希望中国的资本变成美国电影的银行。作为电影行业中人，我期待国内资本能有一个和电影相结合的平台。我个人觉得中国电影人的心越来越大，走出去也一直是我们的梦想。但作为公司，还应扎扎实实，把本土市场做好，加强自己的实力和体量，逐渐再说走出去，这也是我们公司的定位。
叶宁(万达文化产业集团副总裁)：好莱坞永远需要钱来支撑自己的体系，但所有的运作会按其既定的文化、模式走。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合作，肯定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别人也要走进来。关键在于每一个项目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当时并购AMC时，我们非常清楚自己需要的是对方的管理经验，因为我们自己就做院线，很清楚这个行业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王冉(易凯资本CEO)：中国企业有机会收购好莱坞公司，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背景。第一是中国电影市场本身的成长，我们已经接近了美国电影票房的一半。第二是中国所谓的高市值现象，美国几大片厂之外的一些电影公司，整体市值可能在10亿至40亿美元之间，市值20亿美元的公司，还没有华谊的市值高。中国资本市场给中国公司带来的高市值现象，导致“看起来”我们收购对方的可能性在增大。加上后面一些资本力量的“兴趣”，中国战略买家收购好莱坞有一定品牌的二线公司，在未来两三年可能真会发生。但这仅仅是一种现象，说明距离在缩短，融合在增大，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真的“逆袭”好莱坞了——真正的“逆袭”对创造力、制作和技术能力以及文化底蕴等都有很高要求，这个差距肯定不是三五年或者十年内就可以赶上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
梁启春(TCL助理集团总裁品牌管理总经理)：经过30多年发展，TCL在电视机行业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三，手机也一直保持在全球第七。我们有世界最大的DVD产业，包括蓝光3D的DVD。这几年我们在电影的品牌、市场推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包括赞助《变形金刚3》和《云图》等电影。我们最近与好莱坞中国大剧院合作，将有长达3年的冠名合作。我们所处的行业技术升级的节奏越来越快，在一些主要领域我们都面临技术变革的挑战，所以未来我们特别希望能跟一些影视、游戏企业合作，为用户提供更好、更丰富的体验。
戢二卫(瑞格传播执行董事)：国内企业与好莱坞大片的商务合作提升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更多媒体平台的合作，不止是在单纯的院线层面。此外则是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更多参与全球捆绑的联合推广。好莱坞大片的全球影响力也符合一些中国的国际品牌的海外市场宣传需求，TCL此次和《变形金刚4》的合作就涉及二三十个不同市场的联动。
类型化的方向
王长田(光线传媒董事长)：中国电影以往就不缺特色，但类型有时不那么清晰，但我们的观众在看了这么多年电影，尤其是国际上的很多主流电影后，他们对类型已有深刻认识。另一方面，国际上很多运作了多年的规则，在中国可能就不适用了，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很缺导演，我们至少需要二百个以上的成熟导演，但现在市场上拿得出手的也就五六十个而已，所以我们只好挖掘新导演。中国的新导演当前有巨大机会，现在也是最容易成功的一个时机。
比尔·麦克尼柯(Bill Mechanic，Pandemonium影业总裁)：市场越拥挤，越需要用更快、更简单的方式向大家介绍你卖的是什么。类型片现在在中国很受欢迎，也有非常多的跟风项目。但说到底，电影最重要的还是故事，这是真正令一个电影能与众不同的原因。如果一年只有15部同样类型的电影，不管用什么明星，都不会起作用。
波莉·约翰森(Polly Johnsen，Polymorphic影业主席)：如果一部电影的故事非常好，那就用不着别的了。故事不那么好，就得用其他东西来补充了。
海伦·李·金(Helen Lee-King，Good Universe公司国际总裁)：海外观众识别区域影星需要过程，一些大明星之前花了很长时间才被国际市场慢慢接受。电影要平衡各种风险，既要做出好电影，同时还要能赚钱，这两点是成功的关键。在美国，目前最大的挑战是控制人力成本。
合拍的下一步
马里奥·安德里亚奇奥(Mario Amdreacchio，AMPCO电影公司执行董事)：澳大利亚与中国已有合拍协议，两国的合拍片在各自市场都被视为本土电影。与中国合拍的第一次，我们在横店做了《寻龙夺宝》，合作非常辛苦——做合拍片最终要产生效益，我们也要监控整个流程。我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详细分析以何种模式来做这部影片，并在此基础上设定一个了长期的规划。两天前，我们刚刚结束了与山东一家影视公司的合拍项目，这次把合拍流程简化了一些。中国市场目前还充满波动，预计还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才能够稳定下来，这期间对各方来说都充满了机遇。
施南生(香港资深影人)：什么是合拍最重要的元素？好项目是不用说的，但最要紧的还是要找到好的合作伙伴，不一定是大公司，而是根据自己的条件、文化和需求找一个比较匹配的伙伴。因为关键是除了钱之外，要看自己还缺什么，对方有什么。还要看大家的理念是否一致，如果一个想赚钱，一个想流芳百世，那肯定有冲突。最好的合作伙伴是彼此互相需要，谁也离不开谁。
苏晓(SMG尚世影业总经理)：当前中国公司做合拍项目，首先要好好认识自己。对中美合拍，美国公司显然看中中国市场。中国公司看什么？是为了能向好莱坞学技术和经验，还是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够走向国际市场？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觉得自己可以做英语片打全球市场，这一天为时尚早。对中国公司来说，本地、全球通吃的想法非常可怕。《钢铁侠3》真是因为有几分钟的中国元素才在内地大卖吗？现在更多还是应先把本土市场做好，合拍片也是如此。
李威达(李鼎传媒总裁)：合拍，最终还是取决于是否想做出好电影。观众去影院通常会面临十几部影片的选择，最后只能挑一部度过两小时，不能试图去欺骗观众。最终还是故事最重要。有一个好故事，还要懂得如何去讲。其实中外最早合作的那批电影，比如《末代皇帝》，外方并不是简单地只想得到中方的投资，这种合拍片往往会吸引一些优秀艺术家参与。
张昭(乐视影业执行董事)：做合拍时，拍什么的决定权不应在我们手里，而应更多对观众进行调研。合拍既然是多边的观众和市场的合作，观众的态度自然最重要。有了对这方面的了解，我们才能决定拍什么和怎么拍。
查理·柯克尔( Charlie Coker，Cyrte投资公司经理)：我们是商人，但我们要尊重艺术创作。很多项目，比如说《敢死队》，我们可能会在中国发行，但不可能与中国合拍，因为不是合适的材料，勉强合拍，会导致内容、创作发生巨大改变。但的确有一些好莱坞项目能够发展合拍，这种机会也会越来越多。但我们不可能一年拍15－20个大合拍片，这不可能。国内绝大多数的合拍，还应与香港、台湾合作，效果会更好。
马丁·梅尔基奥(Maarten Melchoir，Fintage House影视部国际代表)：中国的完片担保体系还需要发展。比如从制片的角度，如果片方与艺人讨论，先付其一半薪酬，我们公司就可以出来保证剩余部分最终会付给演员，从而能让这个项目进行下去。这就是担保。我们会确保合同中达成一致的意见最终得到实施，并且每一方都能按照预先的规定拿到收入。从1994年开始，现在每年大概有150部影片与我们合作。
行业协会的作用
泰勒·哈克福德( Taylor Hackford，美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席)：如果一个导演拍了一部电影，他自然希望能够分享成功和经济收入。但现实是，创作者可能赚了很多钱，也可能一毛钱都拿不到。最近，不少中国的小成本电影票房很成功，比如《泰囧》赚了2亿美元，但这部影片的主创，听说还没拿到钱。中国和美国的市场状况现在愈加接近了——大片赚很多钱，但艺术家没能从中获得应有回报。不能再把所有钱都给发行商了，这正是行业协会的工作。美国导演协会的工作方式是，不管谁发行这部影片，一定要把红利的1%拿出来给影片的作者，就是剧作家和导演。制片人不算主创，他们是商人。我认识一个导演，他执导一部小成本影片，出品方赚了4亿美元，但他自己在版权红利方面只得到了2000美元，如果在我们协会体制下拍片，他本可以赚400万元。从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作用——导演协会一定是保护艺术家的。
李少红(中国导演协会会长)：不管是制作人还是导演，面临的都是高风险产品。在做之前，我们肯定要考虑风险，不能说电影拍完后出了问题再把责任扔给导演。当然，导演说自己只管艺术，而不管产品怎么卖，也不符合专业标准。美国电影比较好的地方是产业中间有一些团体和机构，在协调商业、艺术之间的问题。中国现在在这方面慢慢开始有发展了，政府也意识到行业协会的作用，目前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用法律杠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