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说,《共和中的帝制》中有很多“颠覆性”的东西,之所以“颠覆”,其实是比较于教科书内容的不同。提到教科书,现在的学生,没有几个不恨的。中学生在考试过后,集体撕书,并将之抛向天空的情景,相信每一个见过的人,都会感觉有点震撼。但是,我的中学时代,绝无恨书之感。
那时的教科书,一个特点是薄,无论数学还是物理化学,都薄薄的一本,几根干干的骨头,几个定理。语文教科书稍微厚一点,但也厚得有限。第二个特点,是铺天盖地的政治化。语文就不用说了,近似政治课本,数理化里也充斥着政治言语和大道理。讲计算水库体积吧,一定要说是为了防修反修。讲牛顿定理吧,一定要说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把东方红的乐曲传遍世界。
这样的教科书,放在今天,估计多半要起发笑作用,对活跃课堂气氛大有好处。可当年的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好笑,但是,谁也不好好学,因为没有考试,连小考都没有。老师当然也就乐得放羊,稀里马哈,一学期就过了。那时的中学,学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劳动,干农活,春种,夏锄,秋收。城里的孩子还有机会进工厂练练,我们这些农场的孩子,就只能学点庄稼把式。
那时的学生,不恨教科书,一学期下来,好些人的书都是新的。漫说语文课的课文,就是数理化里的文字,好些人都认不全。最后,不分青红皂白,都高中毕业。这种坑爹式的教育,培育了一大批事实上的文盲,现在基本上都是下岗工人。
恢复高考之后,教科书成了抢手货,确切地说,是“文革”前的教科书成了抢手货。说实在的,“文革”前的教科书,跟现在的中学教科书风格一致,当时不仅没有人恨,而且一册难求。谁有这样的教科书,谁就更有希望考上大学。高考停了十年,人都憋疯了。我那时候也在求,只是求不着而已。
第一次令我对教科书产生困惑的,是考研的时候。我本科学的是农业机械,毕业后留校教党史,被人看不起,一怒之下,愤而考研。临阵摸了摸英语,就上阵了。没学过文科的人,考文科的研究生,通史这一门,看看题都会,似乎很容易,但就是答不到点子上。历史考试,大题都离不开事件的意义。什么事件有什么意义,一、二、三、四,老师按采分点给分。你得踩到点上,才能得分。这个点,如果你不死背教科书,根本就踩不上。我没有学过教科书,所以,答题总是踩不到点上,结果通史才得了60多分。幸亏录取是看总分,最后还是考上了。尽管如此,明白了个中道理的我,还是心情不佳,由此对教科书有那么一点点怀恨在心了。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教科书已经经历了多次的改革,但却难有起色。事实上,我们的教科书问题,出在我们的教育者对教育的理解上。人家的教育,是一个探求真理,学习常识的过程。真理在哪里,教育者也不知道,他的任务,就是带领学生一起去寻找。通过查资料,做调查,最后提出自己合乎道理的看法和论点。而我们的教育,教育者真理在握,教育的过程,就是把真理或者真理体系,拆解成一个个的知识点,由教者教给学生。学生的学习,就是对这些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而教科书和与之相配套的教学辅导材料,就是按照这个思路编的。不仅中小学教材如此,大学教材,多半也脱不出这个窠臼。
无疑,这样的教科书和相应的教学,对于按照这样的知识体系进行的考试,是相当合适的。尤其是数理化,中学教的知识体系大体固定,我们这样的教法,的确能培养出考试的能手。这也是为何中国的中学教育令人诟病,但中学生的奥林匹克竞赛,却老是能夺冠的原因。
然而,就教育本质而言,这样的教法和教科书,对学生的今后作为人的发展,是相当有害的。凡是沉进教科书里,学习好的学生,每每后劲不大。以我比较熟悉的历史教学为例,在学校里成绩越好,教科书理解越透,背功越佳的学生,后来越是做不出名堂。其他学科,大概也差不多。因为这样的教科书教出来的好学生,创造力已经被严重窒息了。
其实,凡是教科书学得好的学生,背功一流,考功一流,但读书的兴趣和能力已经基本退化了。见过太多所谓名校的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宿舍的书架上,除了教材,没有什么书,他们就是凭着背熟教科书,考上来的,上了之后,在这个所谓严进宽出的体系,照样可以毕业。实际上,教科书对学生阅读的压制,从小学、中学就已经开始了。
教科书的存在,原本就是对学生之于书的兴趣的一种摧残。而为了应付教科书里知识点的掌握,势必要排斥其他内容的阅读。所以,在中小学,老早就出现了所谓“课外书”的概念,无论老师还是家长,本质上都对课外书取排斥态度,认为学生看多了课外书,就会影响成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但是,只看教科书最后成绩好的学生,日后连读书的兴趣都没有了,会有什么出息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教科书,由于其固化的模式,也妨害了人们对常识的理解。自然科学的很多定理,其实只是相对的正确性,这一点,我们的学生并不知道。而人文社科部分,我们的教科书更是将一个成见体系,灌进学生的脑子里。比如《共和中的帝制》对于张勋复辟的探寻与描述,就有悖于教科书重大历史事件的所谓意义,其实就是成见,但不背熟这种成见,就没有高分可得。成见多了,形成刻板印象,常识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