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狱中自述：我不是诗人 是随遇而安的游子

　　事件回溯：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17日对高晓松醉驾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危险驾驶罪判处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高晓松没有异议，并当庭表示认罪。在自行辩护阶段，高晓松说：“我没有任何想为自己辩护的，我有的全部都是忏悔……我的行为是自我膨胀的表现，我会吸取教训，我愿意以最大的程度赔偿这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我愿意做任何的义工工作，我希望我的事能警示所有喝酒的朋友，对我的家人以及社会致以我最诚挚的歉意。”自我陈述后，他当庭举起了一张写有“酒令智昏，以我为戒”的纸条。据悉，自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来，“高案”作为北京市已经审理并宣判的醉驾案件的第三例，高晓松被判得最重，量刑属“顶格判”。

　　“5月9日22时30分许……事故系一辆北京牌照的白色英菲尼迪越野车与前方三辆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4人受轻伤。”节略回溯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新闻办公室的声明如上。将时间前推数小时，肇事者高晓松刚刚完成了个人首部商业电影《大武生》的全国新闻发布。

　　对于制片方来说，这不啻为一场灾难。“当晚我就去事故科看他，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帮我照顾好娃，照顾好电影。’然后就喃喃自语，‘怎么会是我开的车呢？’”制片人杜扬回忆说。杜扬曾负责过高晓松上一部公映电影《我心飞翔》的宣发，“那是部极其个人化，诗化的电影。注定不会有很好的票房。”而这次作为商业片《大武生》的制片，杜扬说，“就觉得他脚落在地上了，《大武生》的剧本决定了它是个商业片的格局，这迥异于晓松之前纯艺术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想法。”

　　其实，高晓松作为导演的一重身份，恐怕并不为大众所熟悉——当然，如果将电影定位为大众文化消费品，这是个双向的选择。90年代初，一首《同桌的你》让他成为万千莘莘学子顶礼膜拜的民谣偶像，那是曾经作为音乐人的高晓松；新千年后，各地方台的选秀节目风起云涌，《超级女声》中独一份力挺“绵羊音”的曾轶可，《达人秀》里麻辣点评五行八作，那是不久前还作为娱评人的高晓松；而在微博世界里，他是敢于标示“已取消对所有愤青精英简称公共各种分子之关注”的意见领袖。对于李承鹏的“你可以上岸狂奔”的讥讽，他回击，“你没绿卡所以你有真理。好逻辑，你赢了。”

　　于导演之外，高晓松的公众形象由上剥离出三层光环，进而可擘画为舆论所塑造拟态世界中他的不同面相：在大众话语场域中，他是没有走下神坛的偶像，一直被大众话题所消费；在微博的小众话语场域里，他的美籍身份，以及对草根阶层抱持“俯察式”的审视而发声，又让他常常在“分配不公”、“公权滥施”、“富而不仁”等热点话题讨论中，不由分说被一种“狂欢式的话语暴力”推至“大众利益”的对立面——很好理解为何那起车祸爆出后，网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往深里说，“满招损，谦受益”的传统价值说教再次找到了一个上得台面的反例。

　　高晓松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出身良好，衣食无忧的孩子；是个个性突出，快意恩仇的少年；是个才华横溢，又富思辨的诗人；是个无酒不欢，游历四海的流浪汉；还是个毫不掩饰对女人的欣赏，也不隐瞒在婚前“平均每三四年一个(女友)的”情圣……这些评价放在他的身上，既非奉承，也非贬损，而是事实。才气使得他傲骨嶙峋，也注定了他的落落寡欢。长在天子脚下，他从小便有一份独大的民族文化自信抑或说，自大；而出身清华的家世，又让他在个体意识觉醒后，自觉地面向西方文明，求索普世价值的光环。生在现代社会，他有着上古侠客的承担与肝胆；活在儒家文化圈，他又有着高扬个性、口无遮拦的牛仔范儿。如果他与屠格涅夫结伴，那便是后者笔下的“罗亭”；如果康梁“公车上书”找到了他，他亦是“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好汉。

　　他是后现代社会自慧而反智的书生，批判现实不疏离于现实，看淡物欲不拒斥于物质。他是这个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的一员，难得的是，他同时又保持着自省与自惭。听听他博客播放器中置顶原创的《杀了她喂猪》，说唱间十足的调侃与戏谑——那更像是一份与“上流社会”的绝交书。

　　双重人格、两面性格，收纳了他身上的种种矛盾，也解释了他过往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行。如何深入他的内心世界？过往人们往往忽略了曾自退清华，肄业北电的高晓松的“做科正行”，导演本就是他的正行。由“一切作品皆是自传”的文艺理论做诛心之论：他大抵有向风车挥动长矛的浪漫——看看《我心飞扬》，如戏台上穿红挂绿高呼革命的军人，那是他反思又礼赞自己年少轻狂的宣言；他八成有着顾影自怜的羞赧——看看《那时花开》，夏雨饰演的高举怯懦地迷恋，鸵鸟般***，你又何尝看不出高晓松气恼又偏爱的“少年情怀”？眼下这部《大武生》是他在不惑之年后的作品，以电影产业宏观寓目，当视作当下纷乱影视圈，架构于好莱坞制作模式下本埠商业类型片的一次探险。于“文本”之外，我们可亦可将其视作时代洪荒巨变下，一个中年愤青在困顿与挣扎后，对工具理性的重拾与个人身心的自洽——“晓松的变化出现在05年以后，之前坐一块他说的还是那些‘飘在天上’的故事，后来他去了美国，每次回来就感到他的变化，就是他对美国电影文化的吸收，起初是不解，但到了前年基本就开始给我们讲美国制片人怎么收拾导演，以及一个剧本怎么从头到尾去改写。”杜扬说。

　　如果没有了囹圄的四壁，高晓松恐怕不会对素未谋面的笔者敞开心扉；如果没有监狱的去现代化规限，高晓松也恐怕不会用纸笔来书写下这一段段感怀。鉴于BQ同他约定在先，我们将不去展示沾有他手泽的纸片。“这是我第一次书面回答记者采访，客观原因不说了。主观上我也开始喜欢这样，一是因为很多年没有记者认真问我心灵的问题，我愿意认真回答。二是我是个肺指挥嘴，心指挥笔的人，用嘴说出的是肺里话简称废话，用笔写出的是心里的意思简称心意。”

　　这份“心意”写在笔者收到纸片的开头，以下便是我与他隔空对话的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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