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资料图)
将于9月9日公映的《大武生》是高晓松(微博)独立执导的第三部电影。从透着浓郁文艺气息的处女作《那时花开》,到试图展示上世纪30年代风雨飘摇之际人与命运抗争群像的《我心飞翔》,再到这部以动作和青春偶像为主要卖点的商业制作,他在电影创作上的调整显而易见,而且涉及了创作的方方面面:故事背景距当下越来越远;戏剧冲突越来越直露而清晰;演员越来越混搭且偶像。
但与一些创作者不同的是,高晓松不介意推翻自己:之前对故事无所谓,现在视之为生命;之前把演员当道具,现在奉他们为魂灵……推倒,重建,再推倒,再重建。日前在接受南都独家文字专访的时候,他甚至坦承,“我拍《那时花开》和《我心飞翔》时就是个坏导演”,“愧对那时给了我那么多信任的他们(陈道明、周迅、夏雨)。”
遥想30岁出头的时候,高晓松曾打算以一年一部作品的进度拍下去。一晃十年过去,他学会了放慢脚步,毕竟“四十岁过了,少年得过志,中年犯过病,不急了,慢慢来。”对于这部新片,以校园民谣成名的他形容,“一定要用音乐打比方的话,我觉得《大武生》可以算朋克乐吧,年轻热血,玩命宣泄。”
才子书面作答,因此这篇访谈中金句比比皆是,比如“生活逼我干的我都干了,除了不买房以保住最后一点尊严。仅剩的抗争都发泄在作品里,所以写《彼得堡遗书》,翻译《昔年种柳》,拍《大武生》。”请静心阅读吧。
推倒方式1
从现代爱情题材转向清末梨园风云
“年纪越大越觉得自己没什么值得不停歌唱的”
●说当下心态:写《同桌的你》时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好的男人,你嫁给谁都会想我。到了写《杀了她喂猪》时,已经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二的男人。
(微博):《大武生》讲的是一群人的理想跟现实生活之间的冲突。在大众眼光里,你的成长之路几乎一帆风顺,而艺术创作又多多少少会带上创作者的印迹。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角度?
高晓松:跟现实不冲突的就不叫理想,而叫欲望。所以理想注定在与现实抗争,并且由于现实有个强大的战友叫岁月,所以理想一定被全歼。只是在电影中,理想拼得更血腥些,缴械的少,殉节的多。在生活中,我们纷纷缴械,只有少数诗人殉节。选择这个角度算是缴械者们心有不甘地为殉节者唱首歌吧,尤其是商业片面对的是缴械的大多数,不像艺术片面对的是少数企图殉节者,所以选这角度深浅适中,希望能雅俗共明了。
我自幼一帆风顺只是世俗欲望层面的顺利,与理想无关。我自己的理想是做一个春秋骚门客,有雅俗皆宜的公子养着,看书弹琴写诗和公子的婢女t.q之类,不劳而获,当公子的后脑,只献计不担责。可惜社会进步了,没了公子,也没有伯爵更别说豢养艺术家的伯爵夫人了。我又没吃软饭的资本,长得像鬼一样,只能自食其力为自己负责,养家糊口为妻女负责,卖艺为生又要为买家负责,书看多了还要为吃饱了撑的孤独感负责。这么多责任四面夹击,我早已缴械认输以免被痛打致残连累自己余生。生活逼我干的我都干了,除了不买房以保住最后一点尊严。仅剩的抗争都发泄在作品里,所以写《彼得堡遗书》,翻译《昔年种柳》,拍《大武生》。
南都:从《那时花开》到《大武生》,三部电影的时代越拉越远,《大武生》已经讲到清末去了。目前的内地电影市场充斥了各种古装大片,因为《那时花开》给很多人清新的回忆,大家都很期待你给这个大环境带来一股不一样的气息。能谈谈为什么会越拍越久远了吗?
高晓松:一是因为年代越近越需要把自己放进去,年轻时最自恋,一定要用显微镜放大自己细微的伤口,年纪越大越觉得自己没什么值得不停歌唱的。就如写《同桌的你》时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好的男人,你嫁给谁都会想我。到了写《杀了她喂猪》时,已经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二的男人。所以越拍越离自己远一点,希望能看得清楚,说得清楚。
二是越来越觉得单纯的东西更有力量,每一个当下都会是个扫兴的时代,复杂而扫兴。所以愿意拍些人们还单纯,还有爱与情义,还有信仰和力量的时代。
三是大家都在说的禁区问题,不过这问题对我还好。因为我本身成长环境所限,对社会缺乏深入的认识和感受,即使没有禁区也没太大兴趣和能力触及现实深处。所以拍些旧时代,还能发挥些知识和考据的优势,挺好。
推倒方式2
从节奏、色彩、温度到故事、故事、故事
“以前最喜欢耍镜头,拍得花里胡哨,这次被严禁”
●谈题材背景:每一个当下都会是个扫兴的时代,复杂而扫兴。所以愿意拍些人们还单纯,还有爱与情义,还有信仰和力量的时代。
南都:你曾在《我心飞翔》上映时说,在拍电影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故事,而是节奏、色彩、温度。从好莱坞走了一遭回来,还坚持这个观点吗?《大武生》的节奏、颜色和温度是什么样的?用音乐来打比方,《大武生》是爵士、蓝调,还是什么?
高晓松:首先我为那时说的那些可笑的话感到汗颜。好莱坞著名的电影三原则就是“故事,故事,第三个还是故事”,三大基本元素是“人与环境的故事,人与人的故事,人与自己的故事”。我这次从头就打算踏踏实实讲故事。以前最喜欢耍镜头,拍得花里胡哨,这次被摩根(制片人)严禁。他只给我十个“Fancyshots”(花哨镜头)的指标,我得省着用。
当然不是说节奏、色彩、温度不重要,但是第二位的。这次开拍前很久就定下了快节奏、冷色调的原则,最终执行下来,我觉得色彩做得最成功,做到了冷而透的皮质感。至于温度,摩根说我Cool,洪金宝大哥H ot,他要的就是这个温度。一定要用音乐打比方的话,我觉得《大武生》可以算朋克乐吧,年轻热血,玩命宣泄。
南都:据说摩根跟您谈了很多次,你也因此改了31稿!第一次的剧本是什么模样?制片人摩根、编剧邹静之、动作指导洪金宝,这三个人在《大武生》的塑形过程中起到了哪些作用?
高晓松:这三位前辈之前我都久闻其名但不认识。先是在李瑞环公子李振福家家宴时讲了这个故事,振福很喜欢,他请来邹静之老师,我当时就觉得这事靠谱了,因为我写的东西大多只能称“习作”,邹老师的东西可就是“作品”了。邹老师的头四稿相当于“基本法”,决定了整部片子“我是谁,我从哪来,要去哪”的根本问题。
后来认识了摩根,我们都住在洛杉矶,住处相隔三十公里,电影地位相隔八千里。我三天两头去游说,一开始他只给我“O ne sheet pitch”的机会,五分钟讲概念,讲了好几次,才让我半小时讲故事,最后才把翻成英文的剧本给他看。他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商业化,其实是做减法。像中学老师批卷子,该有的点必须有,一个点得5分,其余的抒情、飘逸、闲笔尽量少。他说我这个级别的小导演拍超过100分钟的电影是没有影院要的,因为每天会少排一场。因此不断做减法,最多一次让我一下砍掉46场戏!从邹老师的135场砍成89场,心疼得我满地打滚。但我第一次做商业大片,下决心彻底服从制片人。
之前我通过面试给好莱坞一家小公司导过一部低成本电影,那时我还是北京文艺圈脾气,明明是人家的剧本,我通过面试后一个月就开机了,可还是跟人吵架,坚持各种现在想起来可笑的自己的东西。到了这一部,投资大了,也彻底认识到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我们永远说“不许亵渎艺术”,他们说“不许亵渎观众”。所以这是一部拍给观众的电影,不是给我自己,所以就听摩根的,看看最后是个什么结果。至少现在看,比我以前自己瞎比划的要靠谱。
摩根起到的另一个作用就是用了两年多对我进行洗脑和严格训练,从改剧本到画1500幅分镜头画稿(这本几乎接近漫画的分镜书会在上映时随电影原声唱片附送),到用分镜画稿做Teaser视频,剪接制作前导片给主创看,甚至到如何与演员交流,如何与动作导演洪金宝衔接配合,如何与英国剪接师工作,甚至如何推销电影和自己,除了没教我看预算(按他们的规矩,导演无权看预算,所以我这两部和老美合作的电影都没碰过一分钱),什么都教了,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