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树先生》片场照(从左至右:黎耀辉、王宝强、韩杰、白培将、贾樟柯)
《大追捕》片场照(从左至右:周显扬、田壮壮、江志强、任达华、谢安琪)
林书宇与陈国富在《星空》片场
去粗取精:剪刀手发威,大胆删节电影长度
《星空》拍摄刚刚结束,林书宇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剪辑工作,第一轮剪辑过后成片的长度是160分钟,林书宇觉得自己太累了,就向陈国富请假,回去陪老婆。
等到林书宇从台湾回来的时候,陈国富叫他去看最新剪辑好的片子,并且叮嘱,“你先看片,然后我们再聊。”很快林书宇就惊呆了,许多镜头和情节都不见了踪迹,电影只剩下88分钟,这让林书宇一下子难以接受。
“我第一个反应是排斥它,也不会生气,但是你自然会排斥它。”
但他也一瞬间清醒了。
激动过后,林书宇平静了下来,他开始反思,“刚拍完的时候,你对很多东西是有留恋的,是有感情的。但陈国富是冷静的,他删除了所有他认为没有用的东西。不过他也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他说,如果不喜欢的话,可以再讨论。”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也曾经遇到了需要删减电影的情况,陈国富说,“素材拍多了,导演剪辑起来就会很痛苦,有些素材赋予了情感因素后就会下不了狠心剪掉,这个时候拿到我这边来,我就会从观众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好看利落能看懂,哪些是多余的,就会剪掉。”
陈国富自述:跟艺术家合作就像放风筝
虽然陈国富的工作是为华谊出品的电影把关,但他却不会站在公司的角度看任何项目,“我能把一切事做好的前提是忠于作品。把预算压到最低,把品质做到最高,导演又要发挥他的创意,又要对公司的要求言听计从,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好的作品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
“我能做的首先是让投资人相信我,这个是很重要的。创作人觉得投资人根本不懂电影,投资人觉得创作者都是自私的,这样很容易形成偏见。这种对立确实存在,因为大家立场不同。那这中间就要有一些机制,我的角色只是其中的一道机制,还有别的机制,比如财务的机制,法务的机制相互制约……”陈国富自称是两者之间的仲裁,“我不是特别耐心的人,不是那个说好话的人,不会两边讨好。”
谈到监制和导演的关系,陈国富做了这样的总结,“有时候跟艺术家合作就像放风筝,你不可能不让它飞,当然希望飞得越高越好。但是如果线断了,风筝就飞得见不到影了,就不美了。风筝美的地方就在于它在风中飞的样子,我没觉得我抓到了那根线,但是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放风筝的过程。有时候你也不能老是紧紧拽着,老担心它会飞走。这是需要信任和默契的。电影是一个人文的成品,并没有固定的教材。”
在艺术和商业中寻找平衡
文艺私塾:贾樟柯
门徒:韩杰
贾樟柯无疑是世界级的导演,《小武》《站台》《三峡好人》等片为他在国际上赢得了一系列的声誉。作为监制,贾樟柯创立的西河星汇公司也推出过《赖小子》《荡寇》《完美生活》等电影,多部作品入围威尼斯、鹿特丹这样的世界A类电影节。
在2009年的釜山,贾樟柯宣布启动“添翼计划”,首批电影包括国导演白承勋的《鸭子的反击》和韩杰导演,王宝强(微博)、谭卓(微博)主演的《Hello,树先生!》。2011年11月4日,《Hello,树先生!》在全国公映,这也是“添翼计划”第一部进入内地院线的作品。
“贾樟柯是有电影情结的人。”韩杰这么评价自己的老师,“他首先强调电影的品质,不能说要面对市场了,就放弃一些有内涵的东西,放弃一些真正有能力的演员。在商业和艺术之间,贾樟柯力求做到一种平衡。”
慧眼识人:一个镜头看出导演才华
2002年,韩杰从北师大艺术系毕业,独立完成了讲述一群小青年春节回家的短片《过年》,这部作品后来获得了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录像短片竞赛专业组最佳故事片奖。韩杰把《过年》拿给贾樟柯看,贾樟柯非常激动,马上给他打了电话,要当面聊聊。
贾樟柯至今对韩杰这部短片里的一个镜头记忆犹新:“有一个女孩子被怀疑是***,被拉到派出所,警察审那个女孩。女孩很会应对,那个警察很别扭,很憋屈,然后他就把报纸卷成一个纸卷,拿那个报纸来打那个女孩的背。我觉得这个动作特别准确,一方面他真的想施暴、要逼供,另一方面,警察有纪律,她又是个女的,他有顾忌。纸筒这么一敲,我觉得非常有观察力。”
随后不久,韩杰就做了贾樟柯的副导演,两个人合作的第一部作品是《世界》。
《世界》剧组最大的时候超过100个人,到现在为止,这都是贾樟柯电影最庞大的剧组。回想起那段经历,韩杰至今都觉得受益匪浅,“时候贾樟柯野心勃勃地要争取自己的声望,争取自己票房和艺术上的能力,所以《世界》野心非常大。我从头到尾跟下来,进步很快。”
大胆放手:新导演需要自由地创作
拍摄《世界》的过程中,韩杰想了一个发生在老家的故事,贾樟柯正好要尝试做制片人,就开始鼓励韩杰写剧本,拍电影。“那时候《世界》的海外反响和票房都很好,公司资金突然充裕了,我就打算全额给他投一部电影。”贾樟柯说。
于是就有了韩杰的第一部长片《赖小子》。
“贾樟柯告诉我不要怕文笔不好,那是文学的事儿。剧本是要讲好故事,我就从他那一句话后,开始有了信心。”韩杰回忆,“他鼓励我自由创作,第一部不要在乎什么通不通过,有多少人领会你的意图。不要不三不四,主流不主流,独立不独立。所以那个时候,我写作上很张扬,撒开了写,确实触及到了很多伦理的东西。”
“他也会帮我梳理工作进程,每一步该做什么,搭建剧组怎么出计划,看景需要多长时间,怎么设计场景。”韩杰说,“贾樟柯还帮我找好了幕后工作人员,此外在调教非职业演员方面,他也教给我一些东西。”
贾樟柯不会干预导演的美学,他更倾向于提供一种方法,一种经验,但贾樟柯会在影像上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韩杰举了一个例子,“《赖小子》有一场戏是大家喝醉了,我们用了广角镜头,画面是变形的。但是贾樟柯的美学观念里,是非常反对广角的。他看了那场戏之后就反对,让我剪掉重新拍,我试着用正常的透视重新拍,但没有那个感觉,后来又把原来的镜头拿回来了,这是美学观念上的不同。”
《赖小子》最后获得了第35届鹿特丹电影节金虎奖,但没有在国内公映。
倾囊相授:专业团队能起关键作用
第一部电影获得成功之后,韩杰进入了徘徊期,他写了很多剧本,不停有新的想法,但一直没有新作面世。贾樟柯说,“我知道导演的第二部电影是最难的,我也经历过那种感觉。”
那时候韩杰完成了一个剧本,讲述夫妻之间的秘密,电影的筹备一直很顺利,都开始谈演员了,但突然间就决定不拍了,因为韩杰想到了“树先生”。
“韩杰有一个很好的创意点。一个人,在村里没地位,突然会算卦了、会预言了,就成为了一个大师。我觉得关注现实的电影很多,但是用这种方法关注的很少。”贾樟柯和韩杰决定,马上开始筹划《Hello!树先生》。
《Hello!树先生》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东北日照时间短,摄影执导黎耀辉的团队给了韩杰很多帮助,“比如一个推轨的轨道员,推十遍位置都不对,与推一遍就很准确,所费的时间就不一样了。”贾樟柯看来,为导演引入这些一流的专业团队,是监制的职责和作用之一。
但贾樟柯依旧不怎么过问拍摄工作,《Hello!树先生》的片场,贾樟柯只去过一次,也只是待了很短的时间,在驻地开了一个会。“其实我不愿意他来片场的,我喜欢闷着头做事,不希望让别人担心。贾樟柯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万一有时候我状态不好,他在片场替我着急,那对大家都不好。
言传身教:导演必须配合宣传
上映前,《Hello!树先生》跑了许多影展,收获奖项口碑的同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韩杰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规划,当然前提是电影本身质量好,有内涵,“没有内涵的电影跑什么影展?”
“贾樟柯监制”这几个字对于电影节和海外市场有哪些帮助?贾樟柯最重要的就是赢得了关注度,“我们在制作过程就收到很多邀请,因为他们知道是我监制的影片。”
西河星汇的香港办公室主要负责海外联络,每一个计划都会向合作伙伴第一时间提供信息,什么故事、导演是谁、制作周期多久……这里面除了合作的海外发行公司,还有电影院、国际媒体,电影节也会一直跟踪这部电影。
“我可以保证这部电影能够进入到各个重要电影节选片人的视野里面,能够进入到各个发行公司的视野里面,能保证他们看过,但最后的决定不是我掌握的。”贾樟柯说,决定因素还是电影自身的质量,哪怕大家很关注,结果一看质量不过关,也不会怎么样。
之前做电影,韩杰拍完就不管了,也从来没有宣传的概念。但到了《Hello,树先生!》,韩杰被贾樟柯按在那里,面对媒体,自己剪预告片,与宣发团队沟通电影宣传的思路……这些工作,都是低调的韩杰之前从未想过的。
贾樟柯自己的电影每次在日本发行,他都会去那边呆一周,每天接起码12个采访,哪怕是那些教妇女打毛衣的杂志提出的问题,他都要一一作答。“那种感觉很闷、很累,问题也差不多。”但贾樟柯也强调,“每一个采访,发行公司都会派人在旁边录音,做记录,从访问里面寻找他们需要的线索,以及之前没有想到的对电影的理解。我们中国电影目前的发行营销,还没有细化到这个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