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承泽
撰文、编辑/王子烨
都会爱情能有多少种形态?姐弟恋、三角恋、一夜情、劈腿、小三、单亲妈妈……在一部电影里穷尽所有关于“爱”的体验,这是导演钮承泽的诉求;舒淇、赵薇、阮经天、彭于晏、赵又廷,两大御姐女星加上三大台湾新生代偶像,这是票房的保证;台北的便利店、北京的四合院,台式小清新加上北京大妞的贫嘴,这是两边接地气的“双城记”。《LOVE》,这是一部有爱有泪、轻松又沉重的商业片,但等等,说它“商业”的时候别忘了开场那个移动长镜头,将三组人马六度关系全景展现,长达8分钟。“不,是12分钟!”豆导颇有些得意地纠正道。
情人节,台湾导演钮承泽带着一部就叫《LOVE》的影片清新登场。
采访钮承泽(人称豆导)当天通告差点取消,原因是——导演病倒了。在经历了大陆5个城市的推广以及台北、香港的首映后,以体力小超人著称的钮承泽,终于让人想起了他也是年近50岁的人。但豆导还是准时出现,他哑着嗓子问记者是否能抽根烟。在他重重吐出一口烟雾后,一句重重的感慨也如约而至:“我早就做足了心理建设,但没想到还是有点‘罩不住’。”从2月2日开始,钮承泽和《LOVE》团队一天一城,北京、沈阳、广州、重庆、上海、台北、香港、北京。就在2月14日,参加完上海的首映后,豆导又连夜飞往柏林电影节,因为《LOVE》入围了全景单元。
想当年和豆导聊天,那时他刚刚享受到《艋舺》的成功,那时他和“华谊兄弟”的友谊尚没建立,那时所谓的“台湾电影文艺复兴”还仅仅存在于业内的话语中,那时台湾电影人北上拍合拍片还是有些遥不可及的未来。那时,豆导为了《艋舺》跑遍全台湾。这次,他带着第一部合拍片《LOVE》跑遍全中国。
钮承泽,曾经侯孝贤镜头中的小毕,曾经台湾电影浪潮中最文艺的那张面孔,可他早早就知道自己不要做侯孝贤,他要拍“好看的商业片”。经历了台湾电影20年沉浮,他有过激扬,但更多的是失落。最惨的时候身败名裂,没钱、没项目,整个世界都远离了他。他甚至需要看心理医生。直到《艋舺》出现,豆导开始了人生下半程。
作为一个祖籍北京的满族后裔,豆导热爱谈论对北京的“乡愁”,“我从小听着父亲跟我外婆两个人聊着北京的胡同,聊着豆汁。我曾经梦到像好莱坞电影一样的紫禁城,我被父母责打之后会冲进房间遥对北方叫着爷爷奶奶你们不在,没人疼我。我从小非常戏剧化……”豆导把他进军大陆的征程说成是一次回归,是实现心中“大华语电影梦”的开始。“现在两岸交流密切,每天有这么多故事发生,但为什么从来没有在作品里看到那种深刻有趣的反映?虽然隔着台湾海峡,但我跟你的差距远比我们两个人跟陕北农民的差距小十万八千里。我想通过《LOVE》试试,成功了,我就又开创了一个例子。”
于是就着《LOVE》,豆导和记者聊起了他的电影梦、他的乡愁,以及整个台湾电影的生态。
对话钮承泽
“我有一个华语电影的大梦,我根本不是来圈钱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台湾相对比较小,大陆南北差异很大,东西差异很大,成就感是不是更大?
钮承泽(以下简称钮):这是一次很勇敢、很浪漫、充满信心的尝试,华谊兄弟做那么大规模的投资,在一部文艺爱情片来看它有点豪华了。我迎接这件事,我们尽力尽心拍了一部电影,我必须要最大范围地提醒大家有这样一部电影。这是一部我发自内心想拍的电影,它真的分享了很多我对生命、对爱情的体会。从形式上,集合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人。我有一个华语电影的大梦,我根本不是来圈钱的。我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梦想,认为我们可以拍出真正好看的电影,可以终结好莱坞的文化殖民,有我们自己的华语电影纬度。
记:你对外界评价“来圈钱”很敏感,为什么呢?
钮:因为有声音啊。大家好像都觉得台湾导演集体北上了,也有些愤青偶尔来微博骂我……
记:但去年的确是这样,所谓的“台湾电影文艺复兴”嘛。你此前的《情非得已》《艋舺》都是在台湾本土拍,但这次《LOVE》是你首次拍合拍片,可大陆的审查制度也好、文化差异也好,对电影作者来说的确会有限制。
钮:台湾电影就是华语电影的一环,不管谁大谁小,土地、人口、政治等任何因素,我们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因为历史、命运,存在一些特殊状态,这个状态对文化表达来说是最过瘾的。台湾只是一部分,我们还有15亿的同胞,讲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传承,我当然希望面对所有人,那才是所谓的华语电影。
记:你认为这种“圈钱”的责难是所有台湾拍合拍片的导演都需要面对的,还是只对你这样?
钮:私下讲,我某种程度上看有一种鲜明的必要做这件事。第一我父亲是北京人,他1949年到了台湾再也没有见过所有北京的家人,所以北京对他而言是一种浓浓的乡愁,那种乡愁会传递给我。我从小听着父亲跟我外婆两个人聊着北京的胡同,聊着豆汁。我曾经梦到像好莱坞电影一样的紫禁城,我被父母责打之后会冲进房间遥对北方叫着爷爷奶奶你们不在,没人疼我。我从小非常戏剧化……然后我很爱读史,我很清楚自汉唐以来,现在是这个民族千年一度的盛世。我们可以好好做一些事情,可能真的会有一个华语电影国度的出现,然后终结西方文化殖民。
“日子久了自然会见到本心,台湾人跟香港人有些不同。”
记:之前尔冬升私下问我,是不是你们内地媒体都觉得我们香港导演都是来圈钱来拍烂片的。但很多人有一种路径依赖,2008年内地市场繁荣以后的确是一批香港导演来拍片,水平参差不齐。后来台湾的朱延平也来拍了《刺陵》这种透支观众期待的影片。紧接着去年台湾电影喷发,台湾导演也来北上,很难不让人想起此前的种种历史。
钮:日子久了自然会见到本心,台湾人跟香港人有些不同。我们这一代台湾创作者没有经历过,或者说只有我经历过之前侯孝贤、杨德昌那个时代,但在过去20年间、在市场那么不好的情况下,我们都没有离开这个行业,因为我们真心想拍电影,我们期待甚至自我催眠,因为我们相信电影不会消失,相信就算全球化浪潮再强大,但观众对于讲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故事的电影一定有需求。这和香港电影人的心态,以及香港电影的生态非常不同。我们台湾的导演,比如魏德圣等,都非常理想主义。
记:魏德圣是一个更极端的例子,他的《海角七号》成功以后,第二个作品是《赛德克·巴莱》,在威尼斯放映的时候全世界都无语……和他比起来你真的有一种入世的聪明。
钮:我跟魏德圣的表现方式不同,但我们都同样有着疯狂的人格和很高的理想,都有很大的企图心。一个理想的文化环境就是大家想办法拍出自己觉得好看的电影。我觉得这个特色对于整个华语是好的,一如香港的“重商”,一样是好的。你们也不要说香港导演圈钱,大家有这个需求,这就是一个融合的过程,就是得有疯子,得有商人,得有纯情的创作者,得有技术极好的工匠。我也会越来越多找香港人工作,因为他们确实有效率。
记:你跑完5个城市的首映立刻启程去柏林电影节,之前《艋舺》也入围过柏林的全景单元,又在前一年的戛纳发布启动计划。参加电影节是你作为一个商业片导演在艺术上渴望被认可的诉求?
钮:身为一个自诩自己能拍出有内容的商业片的导演,两次都被这样最厉害的西方观影平台肯定,很感激。我从去年6月到此刻没有任何休息,那时候我在做后期,眼看着赶不上档期了,我已经做好要往后推的准备,可是我的团队不放过我,我拼了命在做。我刚看完粗剪心想完了,搞砸了,表演怎么那么差?在现场怎么了,我喝醉了吗?我难过了好几天,决定重新剪。柏林电影节就是那时候找到的我,我就挑了几场凑起来刚好一个小时放给他们看,在台湾的发行伙伴华纳兄弟试片间。但在大银幕前我也被吸引了,很多细节、演员的反应都出来了。尽管字幕一塌糊涂,但是全景单元的主席看后非常喜欢,坚持让我尽快做拷贝,一定要赶上电影节。你知道《LOVE》不是《艋舺》,《艋舺》他们会喜欢很正常,它符合西方社会对于东方的想象——旧日风情,古老城区,封闭的族群,血泪交织的剧情。但《LOVE》就是一部讲北京、台北当代都会的情感片,没有任何的花哨,那是西方最熟悉的一套。可他肯定了我,我从他的眼神中知道他真的非常喜欢。
《LOVE》完全不是一部“小”清新
记:之前你特别强调一个说法,《LOVE》不是小清新,你对“小清新”这个标签格外反感?
钮:不敢说反感,说实话我对这个词汇的理解跟掌握也不见得跟你完全相同。什么是小清新?好像从陈绮贞到海岛的小资,就是那种小情小调的东西。清新是好词,是发自内心的好,但我们这个不小啊,《LOVE》无论从普世性、阵容、资金、技术,它完全不是一个“小”清新。它里面当然包含清新的元素,那就是那个海岛的文化氛围。我不是陈绮贞,台湾电影已经走到另外一个阶段,我希望我们可以创造新的词汇,而不是停留在以前那个概念当中。
记:如果有新的词汇,你希望自己被贴上哪一种?
钮:我不知道,等你们贴吧。
记:上次我采访《艋舺》的制片人李烈,她说一个在商业上成功的电影是制片人说了算,是监制定方向。你认为呢?
钮:我没有这个问题,我本身就是制片人,在我小小的世界中,我是要树立绝对权威的人。《LOVE》我是导演、监制,也是主要投资人。其实《艋舺》我也是监制,只是监制色彩会淡一些,我把李烈推在前头。我的公司“红豆”是一家很激情、很有趣的公司,创意、剧本、演员的选择、班底的组成、制作、宣传发行等等我们全方位参与。但这是危险的,也造成了我今日的疲倦。但是我越来越柔软,越来越谦卑,有些事情当我无法掌握的时候我就交出去。
记:你会有无法掌控的时候吗?你身兼数职,听上去好像超人……
钮:就是会有掉链子的时候。我有资格出来当这个乌鸦,因为我从小经营这个行业。大家真的不要昏了头,电影工业的重新建立不是几部卖座电影就可以解决的。我身在其中深深感受到无力,比方人才的缺失,对我而言尤其是制片人才,还有期待整个工业更成熟……
记:你和李烈搭档的《艋舺》创下了很多先例,所以我以为你们会像张艺谋和张伟平、吴宇森和张家振这种固定Team关系,为什么没有?
钮:我们只合作了一部《艋舺》,我们经常会吵架,虽然是为了工作,但很累。所以这次我们先算了,我们先各做各的,互相支持,把力量扩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没办法让人驾驭我。但是以后我会更柔软、更谦卑。我和李烈也在讲后头的合作。
随时等待老天爷把天赋收走
记:你的新片计划是要拍动作片或者战争片,听着都是那种很大格局的东西。但也会有人很遗憾,认为豆导可能再也不会拍出《情非得已》这种有锐气、有“人”气的“***”了。大导演是不是一步一步被架成“大导演”的?当你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掌控的时候,或者为了掌控更多资源,你只能去拍大格局的东西?
钮:我下下部就想拍小片,因为我也有小小的、简单的故事想要诉说。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先得建立一些例子,这些例子为我获得足够的资源。在我有力气,还摔得起跤的时候做这些尝试,是对我的“大华语电影梦”最健康的发展。因为你的每一次成功都是为华语电影做有意义的拓展。
记:所以《LOVE》对你来说是你的“大华语电影”试水之作?
钮:对,我需要证明自己,你们也需要我证明我自己。但也许到最后都是老天在安排,到最后可能你会发现自由意志起作用远比我们想象得小。我现在愈发谦卑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稍有不慎就会搞砸事情,唯有完全投入。我真的会拍电影,但凭什么我会?我不是了不起,这些只是老天爷给你的礼物,你只是载体。
记:你这个说法看似谦卑,实际上非常骄傲。
钮:是你看似骄傲,其实非常谦卑。而且这个能力有一天它会被拿走,江郎总会才尽,你总会老去。就看老天爷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收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