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想做音乐史诗 没版税让音乐人痛苦

曾经的校园民谣

　　16年前，高晓松在南京举办了第一场个人作品音乐会。“那时候体育馆外头挤满买不到票的人，后来我们就让大伙都进来了，让所有人都来感受音乐的温暖。”高晓松回忆道，“那次那英回后台换了件儿衣服，回来时候是从观众头顶爬过来的。”

　　16年后，随着高晓松第二张作品集《万物生长》的出版，“此间的少年——高晓松作品巡回演唱会”将于9月7日来到上海大舞台。尽管音乐会将涵盖《青春无悔》和《万物生长》两张作品集，偏重的依然是其早期的校园民谣。届时，怀旧的音乐将携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滚滚而来，其中既有个人的情怀，亦有一个独特的时代留下的印记。

　　故事还得从当年的那个青葱少年高晓松说起。在他色彩分明的人生前27年，这家伙手执一只奇妙的“捕梦网”，在逝去的青春岁月中轻轻一挥，捕捉到了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身处象牙塔的学子们对青春和生命的几乎全部感怀。

　　1989年。那年春天，高晓松和哥们几个成立了好几个月的“青铜器”乐队终于开始排练。夏天，一场风波让高晓松和当时的女友失散，参加了免费坐火车活动，并在火车上认识了另一个杭州姑娘。风波平息后，他被关在上海家里顶层的小阁楼禁闭，并写了生平第一首歌《逃出城市》，以纪念当时灰色的心情。秋天，高晓松失恋了。冬天，一身军装仔裤的老狼出现了，成为乐队主唱。

　　后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高晓松跟老狼“出走”海南，在一个叫“癫马”的歌厅唱了一阵歌，然后弹尽粮绝。高晓松把大部分钱都留给老狼回京上学，自己流落到厦门，在厦大东边社度过了一段恣意随性的生活，与各地流落的艺术家、厦大艺术学院的单身教师们、同居的学生们、闽南佛学院的居士，甚至携家带口的逃犯一起；还遇见了相爱四年，教会他堂堂正正做一个男人的厦大女生X，写出了祭奠青春寥落的《麦克》，歌唱爱情和远方的《流浪歌手的情人》等许多歌。

　　对高晓松来说，1990年的厦门时光几乎是他“最漫长、快乐、忧伤的一年”。高晓松说，“当年出走并不是因为勇敢坚强，而是相反，觉得社会一点都不好玩，社会和大学是对立的，我们不用交学费还发费，是社会蛀虫；社会麻木不仁，是我们的噩梦。”

　　这些闪闪发光的记忆碎片，最后变成了一张名叫《青春无悔》的唱片，成为中国大陆校园民谣的巅峰之作，之后再未被超越，即使是他自己也不能。就像高晓松自己说的，好的音乐从来就是天赐，好像冥冥中有人把这些放到你的脑子里，然后假你的手写出来而已，可遇不可求。

　　1996年专辑出版时，高晓松在序言里这样写道：“感谢好朋友们，感谢你们还能记得那些日子，唱那些多年前的老歌。感谢你们在录音棚里还能流下眼泪，洗刷这肮脏的名利场带给我们的羞耻。这张唱片讲的是年轻时对流逝的渴望，当许许多多日子真的如风逝去后再次听见，真觉得岁月如歌。”寥寥数语，道尽校园民谣之所以感动几代人的原因所在。

　　：距离第一次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的作品音乐会已经过去16年了，为什么会选择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开第二次作品音乐会？

　　高晓松：因为第二张作品辑《万物生长》发片了，这次的演唱会里面会有几首这张新专辑里面的歌。

　　：似乎还是老作品为主，弥漫的还是校园民谣的气息？

　　高晓松：谁的演唱会都是老歌为主啊，你看伦敦奥运开幕式不也是老歌为主嘛。

　　：在西方其实并没有校园民谣这个音乐流派，只有台湾和大陆有，原因何在？

　　高晓松：西方没这流派是因为只有少数人的东西才叫流派。西方人人都上大学，而大陆和台湾校园民谣的出现是因为当时的大学是象牙塔，是完全不同于当时外面世界的。外面世界听“四大天王”，校园里听罗大佑李宗盛，那时候你要在学校唱“四大天王”大家直接轰你了。美国大学也一样，大学里面听的音乐你全没听过。这是年轻人在大学里的虚荣心，也不叫虚荣心，个性，就是想和别人不一样。在这种象牙塔存在的前提下才会出现校园民谣这个独特的流派。

　　：大陆的校园民谣为什么会在1990年代开始兴起，并且迅速走红？

　　高晓松：因为之前我们的音乐都太不诚恳了，几乎没有什么歌是唱个人情感的。虽然每个人在大时代下并不起眼，就是一颗螺丝钉，但是螺丝钉也是有感情的，螺丝钉看到落叶还是会伤感一会。所以一旦出现了这种唱出个体细微纯真情感的歌，红是必然的。

　　：台湾的校园民谣是自1970年代开始的民歌运动产出的庞大流派中的一脉，而大陆自1990年代开始的这种音乐变革却几乎只产出了校园民谣这一种流派。为什么在相似背景下产生的音乐，他们有那么旺盛的生命力，而我们却显得单薄，而且后继乏力？

　　高晓松：答案很简单，我们没有版税。而他们一直有完整的唱片制度。好比张亚东，那么著名的音乐人，到现在手头都没有一百万元，就是因为没版税。

　　两年前我们约好去大溪地做自己的音乐。虽然我们俩人音乐理念不同，他认为音乐是冷的，是旁观的，我认为是热的，是要有温度的。但是我们特别要好，一起做的那英、李宇春。他的第一部电影音乐也是我做的。我们想去那边呆两个月，写一张不为市场的音乐。但是他去不了，现在还在辛辛苦苦为人写歌编曲养十几口人。

　　：想做的自己的音乐是什么样的？

　　高晓松：差不多就是《彼得堡遗书》、《杀了她喂猪》这一类音乐史诗作品。我猜我们去的话会出来个卡夫卡式的短篇小说，但是是以唱片的形式出现。比如远处来了号角声，他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我什么都没听到，给我准备两个包子，我准备上路了。我们俩在流行音乐都积累了很多年，想向前走一步。我们应该会比年轻小孩上来就玩这种的要好一些。

　　：校园民谣为何会衰弱？如果只是这种流派衰弱了，那么整个民谣呢？

　　高晓松：校园民谣的产生本来就是当年在象牙塔尖里类似于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弄出来的。现在的大学这个阶层早已不存在，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所以必然会衰弱。但是民谣不会，民谣会一直存在，音乐民谣最省钱，有没有唱片公司都无所谓，只要有一把吉他就能唱。民谣主要是歌词，好的词都是可以出诗集的，像保罗·西蒙的作品都是诗，就像古代的词，很多曲调都湮没了，但是词一直流传到现在。当代的民谣音乐人中有很多就是诗人，比如周云蓬的文字就特别好。

　　：除了你刚才提到的版税等问题，校园民谣的衰弱，包括大陆整体音乐的衰弱，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高晓松：1990年代出了校园民谣三盒卡带、魔岩三杰、郑钧等，那是一个黄金年代。那时候大家都热爱音乐，媒体也热爱音乐，媒体真会认真写一张唱片的分析评论。当时外地来一个音乐人大家就都拥过去，听他唱歌。张楚来的时候轮流住在各大学，大家给他买饭票，还有老师半夜给他煮鸡蛋，拿着好几个鸡蛋问他吃饭了没。许巍第一次来北京在一个叫旅游棚的地方试音，大家知道从西安又来了个金刚，马上拥满这个棚，虽然当时他们都只有两首歌，许巍是《执着》、《两天》，张楚是《西出阳关》、《姐姐》。当时的大学收容了大量诗人、音乐家、摄影家等，颇有唐宋遗风。

　　：这种唐宋遗风是怎么消失的？

　　高晓松：我忘了，有了唱片公司之后吧。这也不能全赖唱片公司，没版税才是根本，这会把幕后创作人员逼向前台。比如五流歌手都两万元一场，写歌的一首歌才卖五千元，那写歌的当然不愿意写歌宁愿去唱歌了。做幕后的人需要的乐器和器材的更新也特别快，还不算付出的时间，这种付出和得到的不对等彻底扼杀了幕后人员的创造力。

　　我们是去做电视节目的，不是真的去做音乐的

　　：这次音乐作品会为什么要分“校园”、“初恋”、“告别青春”三个部分？

　　高晓松：这都是他们分的，他们要这么分我就答应了，我是一特别配合的人。比如《如丧》，他们让我删了10万多字我也没吭声，电影也是。我绝对不是那种守在剪辑室门口说不让我剪我就戳了自己的导演。

　　：那你担任评委的电视节目呢，是不是也特别顺从主办方的意思？

　　高晓松：是吧。不过那不是黑幕，是市场，配合人家的市场。人家觉得人气高的人要向前走，所以要配合，这是电视节目的规律。我们是去做电视节目的，不是真的去做音乐的。碰到我不愿表态的，最多我会不说话，让别的评委说。有时候节目里的人为了让他们的节目显得有点质量，就一定要我说。我只能说：“大门为你敞开。”只要说这句话，就表示我不会签他，后面还有一门儿呢。但是我说下来我要跟你聊聊，就是真要签了。

　　：自己的节目《晓说》呢，有些引起很大争议的言论是配合呢还是自己的真实观点，比如说“汉族没有音乐细胞”。

　　高晓松：“汉族没有音乐”，这话不是炒作，我是真这么认为的。节目里有段话我想说的结果没说，就是我们的音乐，那些文人填词的音乐都在青楼。为什么我们没有和声，特别尖锐，因为青楼里乱，没人安静听音乐。

　　：戏剧戏曲里的音乐呢？

　　高晓松：你见过外国歌剧都一个调吗？戏曲更偏重戏剧，而不是音乐。西方歌剧是音乐作品，有作者。我们从来没有有名字传世的作曲家。

　　：这些年做节目有没有真的让你很触动的人或事？

　　高晓松：有两个人。一个是曾轶可，一支笔写得特别轻盈灵巧，是我写不出的东西。我还模仿她写了俩歌，我老婆说我写得没她好，太重，没她轻，轻灵。她敢写“亲，亲爱，亲爱的，亲爱的你”。所以今天虽然我是恒大音乐的总监，我还做她的音乐，还帮她做了第三张专辑。

　　还有一个就是周子琰，听了她之后别的女生都听不了，特别轻灵巧妙。我之前还没有在做节目的时候觉得谁唱得太好了，就一定得把他/她签了，周子琰是第一个。她的唱法和处理歌的形式，很独特。

　　大部分我遇到的艺人都得“努”，这是个工业，没人总不能停工。在天才出现的间隙就得“努”，把六分提到八分。这种我就听公司的，自己当然愿意做十分的。像朴树，进棚时候有十首歌，出棚时候又是十首，之前的都废了。他突然间爆发了创作源，一会来说昨晚做了首新歌，比如《那些花儿》、《白桦林》，因为他突然从耳机里听到有编曲、乐队、有层次的音乐，灵感马上就如泉涌。做小柯，做朴树，曾轶可都是这样的，你是帮他们拉歌，不是说有的艺人只有三首歌，得拼命帮他再找七首。

　　萨顶顶能写，有的歌手能说。有的又不能说又不能写，我就让他拿一相机去这个城市拍。因为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城市，所以看到你拍什么就能知道大致在想什么。有人拍了个音箱角，写“张楚在里面”，有意思。做一张唱片我要花很长时间了解一个歌手，花半年，又没版税，所以我不愿意做。

　　上海是下雨的清秀的，北京是风沙红叶

　　：说说上海吧，小时候在上海住过？

　　高晓松：整个童年都是在这儿度过的，就住在四川北路美楣里。当时我们家不知道从哪儿获得启示，说北京要地震，就给我搁在上海躲了六年，后来终于地震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说我再也不相信自己是北京人了，北京经历的所有大事地震啊暴雨啊奥运会啊非典啊我都在上海。

　　上海是下雨的清秀的，北京是风沙红叶。当时住亲戚家，家门口有一条河，我屋子在三楼，二楼是那么大一片青瓦。坐那看雨打在一大片青瓦上，下面是河水。所以我最后也没弄出摇滚乐，我觉得从小就跟上海在潮湿、清秀的地方有关系。

　　：现在的生活状态呢？

　　高晓松：在国内就各种忙，经常一顿午饭吃两顿，都在宋柯那烤鸭店，从一屋跑到另一屋，也没空看书看电影，就光刷微博了。那天算了一下看了四百多万字微博，想起来就特别痛苦。微博给我的唯一正能量就是确认了人的比例是固定的，连监狱里都是固定的。每个班都会有个热心肠，两个冷脸，两个不解风情的。尤其微博上采样率大，更加确信这个事。

　　在美国的生活就从容多了。现在我妈跟我一起住了，丈母娘、老丈人、妈都在一起，对情商智商都是考验。每天早上起来都去我妈屋里请安，然后带女儿游游泳，洛杉矶就两个季，雨季旱季，也一下雨就瘫痪。下午就是去和别人一起头脑风暴编故事， 也给别人当历史顾问。我历史特别好，所以才能开《晓说》这个栏目。东西方历史都比较好，能联系是我的优势。

　　：电影、音乐、写作在你心目中的排序是怎样的？

　　高晓松：顺次来依次为：音乐、电影、写作。音乐是一直喜欢的，每次排练我都特高兴。这次作品音乐会排练的时候，叶蓓说，要是天天能排练就好了，因为这时候没观众，没压力，能跟最好的音乐人在一起多开心。电影的兴趣是一段一段的，每次拍完，接下来一年都特别不想拍电影。不喜欢管理别人。一个剧组就好几百人，除了拍还得谈心，有时候摄影和美术掐起来了，半夜得给他们做工作。写字过几年才能有这种热情，不像音乐可能几分钟就写一首，虽然有时候几年才有这种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