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电视剧《寻路》编剧王朝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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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中华民族一路走来，其实一直在探路、寻路，不断地向西方学习、向外国学习，但活生生的事实证明，照搬是不行的。《寻路》整个故事看下来，内容的核心聚焦在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交锋和斗争，这次突破禁区的创新冒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道路的曲折艰难，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与勇气。

　　王朝柱：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探寻中国革命之路的真实写照：一条是教条式地照搬苏联十月革命，走城市中心暴动的道路，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一条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逐步地探寻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把中国革命引向最后的胜利。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鉴古今，知兴衰。就这个意义上讲，第一代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带领工农红军抛头颅、洒热血，演出的这部大剧，尽管艰难曲折，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血淋淋的事实，通过自我净化，实现了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共产党历经曲折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的重要优良传统。对此，我们一定要慎记不忘。

　　记者：故事的终结往往就是新的开始。《寻路》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国梦——继续探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的。您在这方面有哪些思考？

　　王朝柱：我想，重要的思考有三条：

　　第一条，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参加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什么失败了？因为那时的党中央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走的是一条放弃领导权，不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完全为国民党做嫁衣的错误道路；十年内战——或曰土地革命时期搞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为什么全都失败了，因为那时的党中央顽固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城市中心暴动之路；同样，白区的工作为什么会遭到百分之百的损失，撤到中央苏区之后，中国工农红军又为什么会被迫退出中央苏区，演出一幕“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毛泽东语）的长征？因为执行的还是这条“左”倾机会主义的道路。

　　对此，我们不能不问那时党中央的负责人——尤其是从法国、苏联留学回国的领导者们，你们为什么会犯如此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呢？在我看来，这些同志大多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从小就不了解身处底层的农民，更不了解黑暗落后的旧社会，仅仅凭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情少小离家，远赴他国求学。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只知外国先进，不知中国为什么落后？因此，他们回到祖国以后，很自然地会形成不顾国情，死死地抱定外国的强国之路，试图一夜之间就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变成苏联。可以想见，由他们这些言必称希腊，口必说苏联的“客里空”领导中国革命岂能不败？如果再联想到他们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批评毛泽东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否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理论，又是何等的无知和可笑啊！

　　记者：正确道路之所以是由毛泽东开辟的，不是偶然的事情，他和那些住着高楼、喝着牛奶、吃着面包的人不一样，他一贯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实事求是，对中国社会、中国农民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热情。

　　王朝柱：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生在农村，成长在动乱的旧中国，他不仅了解我国的国情，而且更是熟悉中国不同阶层的农民，加之他注重调查研究，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终于历经长达五年的革命实践，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井冈山、赣南闽西中央苏区探寻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正路，并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并向人们昭示了一个真理：革命道路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中国革命的胜负。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

　　记者：那第二条思考呢？

　　王朝柱：第二条，就是想说说蜕变与重生。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一批又一批自誉为先知先觉者们争相向西洋欧美诸国、向东洋日本游学，希望“窃取”所谓天火照亮黑暗的中国。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

　　说到知识分子，我很自然地会想到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意思是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他的社会活动必然依附在一个载体上。在电视剧《辛亥革命》中，我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即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但他们在革命中的言行和功过又是十分复杂的特征揭示了出来。在动笔写《寻路》之前，我又细心地检点这些先知先觉回国后的革命经历和下场，再次发现有些风云一时的先知先觉蜕变了，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反面，甚至成为反动统治者的帮凶；还有一些“窃火”者从容不迫地走上统治者的绞刑架或断头台，他们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和重生。如果我们把探寻中国革命之路比做一个熔炉，这些先知先觉有的经不起炉火高温的冶炼，遂蜕变成一堆炉渣；有的就像孙悟空一样炼成了钢骨铁身，火眼金睛。请看：

　　汪精卫曾是同盟会时期宣传革命的笔杆子，后又是孙中山先生的文胆和接班人。但是，他一俟从政争权，思想迅速地向着反动的深渊滑落，待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很快又变成了万夫所指的头号大汉奸。廖仲恺与汪精卫同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骨干，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廖仲恺因坚持孙中山先生亲自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暗杀。陈独秀、李大钊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时人尊称为南陈北李。后陈独秀蜕变为托派，被党中央开除出党。李大钊因在北平坚持革命，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送上绞刑架。

　　我在创作《寻路》的时候，也多次触碰到这个议题，同是向西方“窃火”的先知先觉，王明却蜕变成苏联攻击中国的叛徒，而革命烈士恽代英、蔡和森等虽死犹荣，他们的精神化做了浴火重生的凤凰，自由地飞翔在万里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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