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家权力榜:汪峰--我要一直唱到70岁

2011/9/23 19:05:37 作者:nvwu 来源:女物娱乐网
汪峰(微博)希望有一天他的歌能够成为中国喜欢音乐的年轻人的必需品。”  对于汪峰等到这个代言机会,评论家郝舫(微博)认为,这是中国摇滚音乐界的一件大事:“这体现了中国的摇滚乐手在当下这个社会中的商业价值。

汪峰(姜晓明)

汪峰(姜晓明)

  汪峰(微博)希望有一天他的歌能够成为中国喜欢音乐的年轻人的必需品。就像The BEATLES那样

  特约撰稿 马戎戎 发自北京

  “聊什么都行,来吧。”采访汪峰时,他以这句为开场白。

  这一次,我们不谈筠子,也不谈小苹果。

  对于汪峰,摇滚圈里对他的议论搜罗搜罗能装一火车。“摇滚圈里最主流的,主流歌手里最摇滚的”,大致可以代表一些人对他的典型看法。

  2011年的张北草原音乐节,汪峰参加了。相比其他乐队,汪峰的表现的确更加“歌星化”。

  “他不说脏话,会向站在远处的“歌迷朋友们”问好,介绍乐队以外,还额外感谢了灯光舞美以及主办方,甚至让台下观众‘点歌’。造型也经过了精心的准备:标识性的‘飞机头’,据说得梳45分钟。在自然状态下,汪峰的头发是披散着的,但这不能在媒体上公开。”这是当时在场记者对汪峰表演状态的观察。

  比汪峰先上场的二手玫瑰对汪峰的介绍是:“中国新一代摇滚教父。”

  摇滚圈CEO

  2011年,汪峰整整40岁了。外表上,他已经是个中年人。脸庞微微有些发福,声音沉稳而沙哑。他穿着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斜倚在沙发上。有点懒散,有点紧张。说到某些与音乐有关的问题时,有点权威,有点霸气。然而,腰间的民族风绣花腰带,却低调地流露出了他文艺青年的本质。

  2011年毫无疑问是汪峰“风生水起”的一年。春节晚会上“旭日阳刚”组合翻唱他的《春天里》走红,连带着他自己也成为了娱乐版的头条对象。之后,汪峰代言了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雪佛兰科帕奇,对于中国的摇滚歌手来说,这,还是第一次。11月,汪峰还将推出新专辑。

  对于得到这个代言,汪峰本人无疑是高兴的。不同于别的艺术家,汪峰从来不避讳谈钱,甚至,对于钱和艺术的关系,他有种“使命感”。他曾经说过,“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演唱会、我的出场费是全中国最高的。因为我觉得值。我说这话一点都不惭愧,我要争气。长期以来摇滚乐一直都不是最高的,甚至只是第三等、第四等。如果我可以做到,就从我身上开始。”

  对于汪峰等到这个代言机会,评论家郝舫(微博)认为,这是中国摇滚音乐界的一件大事:“这体现了中国的摇滚乐手在当下这个社会中的商业价值。”

  2006年贺兰山摇滚音乐节,主办方曾有人觉得汪峰耍大牌。据说那次音乐节,18支乐队中,只有他主动“要高价演出费,要求坐头等舱”。

  问起这桩陈年旧事,汪峰说,在当时,他并不觉得自己的要求很过分。“在那之前不知道多少年,我一直是这个价钱和这个待遇。每次参加音乐节,我已经把我所带的乐队的价钱压到了原来价格的60%或者70%。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多。”令他愤怒的是,“很多音乐节,为什么80%的乐队都没有钱,到那里住帐篷。回去买火车票,跟流浪汉一样。”

  “摇滚圈子里没有多少音乐人是适合做CEO的,汪峰是一个。”郝舫说。

  谈到圈子里很多人认为他“背叛摇滚乐”的看法,汪峰的第一反应是“呵呵呵呵”地笑了。

  “我是否反叛,是否像某些人所说的媚俗,曲线救国——语言是无力的,我要用作品来说话。”

  “真正的反叛是对所有固有的、主流的规则和看法作出挑战。但它具体的行为表现应该是参与,是用你自己的行为无言地做到。”

  “我从不觉得《同一首歌》的舞台庸俗。我相信我在舞台上站100次,这舞台就会因我而改变。”

  《晚安,北京》和名利场

  不同于许多人的想象,汪峰并非没有过过苦日子。他家境好,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5岁开始学习小提琴,从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到中央音乐学院一路读下来,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央芭蕾舞团担任小提琴手。然而,1996年,在青春热血和理想的感召下,汪峰放弃了铁饭碗,开始一门心思玩摇滚。他带着“鲍家街43号”乐队,在大冬天骑着自行车出门,到处找人听歌曲小样。青春和理想并不能当饭吃。他交不起房租,最穷的的时候只能回家找父母写欠条要钱。

  2009年,《春天里》的歌词,汪峰写“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那正是他1996年写《晚安,北京》时,自己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那状况,一直持续到1999年签约华纳。

  1996年,汪峰离职时,并非身处一个好时代。在乐评人李皖(微博)的描述中,1996年的中国摇滚正处于“轰动的尾声”,开始进入漫长的“失语期”,崔健、唐朝、魔岩三杰,这些都是1994年及以前的轰动。“摇滚音乐人再也说不出震动整个社会的话语,当摇滚音乐人试图揭露新时代的新现实,大众却已经失去了响应能力。”

  可也是在那时,汪峰写出了“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这样优美温暖、饱含爱的歌词。

  “其实《晚安,北京》、《小鸟》这样的歌词,在90年代中末期,是非常有力量的。至少当时在北京混过几年的人听起来,是非常有感觉的。”郝舫说。

  郝舫认为,《鲍家街43号一》算得上中国最早引进blues,并对blues音乐进行探索的专辑。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汪峰基本奠定了他的作品风格:流畅的旋律线,简明的音乐手法处理,并在此基础上对精神领域进行探讨。

  正是对于流畅旋律线的追求让汪峰具备了“主流”的基础。也正是因为这种“主流性”,1999年签约华纳,总裁许晓峰决定不签乐队其他成员,只签汪峰一个人。汪峰签了约,在以“义气”为人际交往准则的摇滚圈子里,他的这一行为被视为“背叛”。后来汪峰说,那是个“很没办法,很孙子”的事。

  2004年,汪峰的《飞得更高》蝉联music radio排行榜8周冠军。2005年“神六”上天,《飞得更高》借势再火,却也让汪峰在行里背上了“投机”、“主旋律”的骂名。许多人说他是“扛着摇滚音乐大旗的骗子”。

  “很长一段时间里,演出的时候,摇滚乐那边觉得我是一个叛徒;流行音乐那边又觉得,你在摇滚乐那边待得挺好的,来这边做什么呢?”汪峰说。

  那个过程痛苦又漫长,而且,注定只有自己陪伴自己度过。“只有我自己在一点一点地确定,找到必须要全身心投入的、特别清晰的方向,”汪峰说,“但是你只有逾越这个阶段,才能用事实印证你曾经说过的话。”

  现在他觉得别人对他的看法不再重要。“这就是个名利场。”

  “其实,他的歌词里对名利场的冷潮热讽,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并不比任何其他的摇滚音乐人差”。郝舫说。

  “很多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无非就是人在相互‘斗’。很多人把精力都放在这种斗争上,花了很大的精力争吵,最后无非就是为了证明,我就是我说的那样,而你就是不行——这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音乐,一个乐队的作品可以随着时间留下来,跨越语言的障碍。”他说。

  汪峰的信仰

  做新专辑的这段时间里,40岁的汪峰,每天从下午工作到凌晨。对于自己的每一张专辑、每一首作品,汪峰都会反复地推敲。“我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用理性来推断感性。大多数创作者甚至是理解创作者的那些人,写的东西是不需要理性的。然而,凡是纯感性出来的作品,一定是漏洞百出的。”

  “你必须不断用第三者的眼光来评判和检验自我”。汪峰说,“没有这个过程,你怎么去承受别人千锤百炼的质问、猜疑、比较,这个那个的。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过自己这一关。”

  那首《再见二十世纪》,汪峰写了10个月,二十几稿。

  “作品才是能看到一个创作者灵魂和人格的东西。作品不好,说出花儿来都没有用。”汪峰说:“我知道有些人在娱乐圈背景极深,但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能做到一个领域里最顶尖。最顶尖的,一定是有最大的市场,而且老百姓要发自内心地觉得他好。”

  在创作人群体中,汪峰是少见的尊敬并且重视评论家的话的。“我会留意,哪些是我自己没想到、而被他们一语点破了的……王小峰、李皖、郝舫。他们始终会让我觉得很信服,说出来的话就是有水平。所有最严厉的批评是99%的人都看不懂的,是就我作品具体的分析,包括歌词的巨大漏洞和心理基础的缺失。”

  汪峰说,他的信仰是音乐。“明天一早起来,什么都没有了,房子没了,车卖了,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只要我还会写歌,都会有的。”

  他的前女友葛荟婕在博客里写他:“你是歌手,是诗人,是表演者。”前两者,汪峰承认了。最后一个,他坚决不承认。

  7月30日在张北草原音乐节上的演出,恰逢“7·23”甬温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的头七,演出中段,汪峰号召现场观众一同手指天空,为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中的遇难者默哀30秒。

  那一刻的老汪很摇滚。

  “如果说我现在还有什么焦虑和纠结的,那就是我作品里有太多缺点和漏洞了。”汪峰说。

  他提到鲍勃·迪伦——他的偶像:“我希望能像他一样,70岁还在唱歌。”

  汪峰曾写过一首歌叫作《笑着哭》。在歌词中,他这样写道:

  “经过那些变幻的岁月/经过那些屈辱和荣耀/你看着这个繁华世界/面对微笑你轻声哭泣/突然间我感到如此快乐的心酸/付出所有只为找寻我的梦。”

  他的歌和词里,一直有着非常深的情感浓度。

  汪峰希望,有一天他的歌能够成为中国喜欢音乐的年轻人的必需品。他觉得那已经是太大的野心了,“必需品的意思就是TheBEATLES那样的音乐。”也有人说他是中国的邦o乔维。

  他对演出的效果要求非常精细。也是在张北草原音乐节上,演出结束后,已经是凌晨1点多,演出完毕,汪峰回到休息室,继续和乐队成员讨论这次演出声效音响方面的细微不足。2010年演唱会,为了满足他对演出效果的精细要求,主办方亏了近200万元。

  据说有这么个故事:郑钧说汪峰对演出太紧张、太在乎了。而汪峰对此的回答是:“我只能说,老郑对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事儿太放松了。如果他指的是我每一张专辑都有这么多作品,那我承认,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