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在后来的回忆中说:
我最后一次见他时,哥哥正在一间会议室跟工作人员开会,我推开门进去,他坐在最里头,依然穿着黑色针织衫,见到我高兴地招呼我过去:“亲爱的,给你介绍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这就是我的女主角,漂亮吧!”他拉着我的胳膊突然转向我说:“把胳膊练结实点;脸上这几颗小痘痘,去找一个好中医调理一下,小心到时候镜头大到可以看到你的汗毛。”……然后他让大家继续讨论,我们去外屋抽烟。哥哥永远抽着白色的万宝路。我说你看上去有点疲倦。他抬了一下眉毛认真地说:“是吗,最近一直开会,睡得晚。”停了一会,看着我:“能看出来吗?”……
在这段时间里,张国荣还在与黄耀明合作新唱片《Crossover》,但是由于胃酸倒流问题,造成他的嗓音沙哑,严重时不能出声,导致录制工作断断续续。张国荣多次为自己不够理想的嗓音状态表示歉意,但是黄耀明和工作人员都不介意,反而认为他的沙哑别有一种沧桑的感觉。从工作现场的照片可以看到,当时已是晚春,黄耀明在录音室里穿着短袖衬衫,而带病工作的张国荣身体虚弱,不但穿着厚实的长袖衬衫,甚至还披了一件毛衣。《Crossover》出品之后,他的胃酸倒流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日渐严重起来,用医生的话形容“喉咙肿成苹果一般的红色”,这导致他不但要忍受体内烧灼般的痛苦,而且连说话也费劲了,为此他拒绝了所有的采访,偶尔出席活动时,对媒体的提问也往往只以微笑作答。
尽管张国荣一再说自己没事,请传媒不要对他的病情大肆渲染,但是一贯生活正常的张国荣忽然有这样的变故发生,媒体又怎能轻易放过他。5月22日,报道称,“天生有阴眼”的高人说张国荣身上有明显不妥的地方,更说他双眼阴沉,属于“气弱”,有“撞邪”可能。随后,更有报道称,张国荣是因为过劳患上肝炎,亦有传是患上鼻咽癌,并且送了他“顽强的抗癌勇士”称号。一批记者对此又去追问张国荣,张国荣再次否认,斥责这些传闻是发神经。但是一部分媒体仍然不肯善罢甘休,长期埋伏在他家门口甚至贴身跟踪,不顾他的屡次抗议,三天两头似是而非地报道他的行动。
一个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长达一年的时间中,是如何度过的,由于张国荣自己闭口不谈,如今他的身边人对这段黑暗往事也很少提起,外界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他中医西医全都试过,药也吃过,针也打过,神也求过,佛也拜过,在家驱邪过,外出散心过,一切的努力全都做过,连医生说喝点没事的红酒他也全部戒掉,只为了快一点好起来。为了让他开心,一贯不喜欢打牌的唐鹤德四处找人来陪他打牌,然而牌搭子们往往因为张国荣发病时的喜怒无常而中途走掉,又是唐鹤德一个一个地求回来。唐鹤德也曾陪着张国荣去找沈殿霞求助,沈殿霞后来说:“他在遗书中多谢我,我想可能是平时经常劝解他吧!其实劝解他的朋友也不少,可能我说的话比较中听,才令他记在心里。一开始是Daffy(唐鹤德)带他来见我,我知道他患了抑郁症很不开心,Daffy觉得我经历了很多不愉快的事,但仍然保持乐观开朗的性情,希望我的劝解可以帮到哥哥。之后我经常约他们吃饭、打牌,尽量令他开心,希望哥哥暂时忘记不开心的事。”
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而言,其实劝慰,开解,尤其是外行人的劝慰开解,都起不到关键作用。亲友们的殷殷希望之下,张国荣的病情却越来越重。2002年下半年,他已经无法正常生活,“那个病发作起来时痛得好像要把他的肉都撕开了一样”,夜夜无法入眠,一次又一次哭到崩溃。他的电影《偷心》,在这种情况下,拖了又拖,始终无法开拍,他也始终不肯放弃,一直到2002年10月还在改剧本换演员,而就在这个月,影片的大陆投资商因经济问题被捕入狱。11月,张国荣病情进一步恶化,试图自杀,幸而获救。
经历过这样的生死挣扎,张国荣或许也知道,黑暗随时可能降临,他开始静静地做了许多事情。他立了遗嘱,将遗产分给唐鹤德和其他几位亲友,一部分捐给慈善基金,连身边的佣人、司机都做出了安排。他绝口不再提他的电影,也不再接拍别人送上门来的戏,推掉了一切有可能被自己病情拖累的团队工作,只是履行与唱片公司的合同录了最后一张专辑,大部分都是他亲自作曲。其中几首歌的歌词他不满意,觉得太“灰”,词作者们有的改了,有的没改,他也就依样照录。由于胃液倒流的影响,有几首歌始终都未能录完。他还照样出席慈善活动,担任“护苗先锋大使”,为儿童癌症基金捐款,为乐坛后辈客串MV,参加好友作品的首映式,请朋友们到家里吃饭,也去北京、去上海请多年来结交的大陆友人聚会,还照例去泰国度假,为唐鹤德过生日,又在私下里对陈淑芬说:“唐生因为我的病消瘦得好厉害……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你要代我好好地照顾他。”他在私生活上一向低调,但是最后的几个月里与唐鹤德共同露面的频率异乎寻常地高,2003年1月,2月,3月,记者不断地偷拍到他们两人一起打球,看电影,饮茶,吃饭。
从容到底,镇定到底,优雅到底,坚决到底,几乎没有人察觉,没有人料到,有什么样的劫难即将发生。他的好友、导演徐克说:“我最后一个月见到Leslie的日子里,他表现得十分安详和蔼。回想那段时间,确实令人感到唏嘘。或许,当时他已对生命燃烧打算作出告别,但他却在这时候给予朋友们许多对生活鼓励的说话。那段日子,香港正陷入SARS的困况,城市是一片慌乱。一位朋友已经两个星期没有离开自己的家门,每天用酒精洗手,对自己健康很担心。Leslie不断在电话上,劝慰她不要这么恐惧,不然他很难过。然而这话说完的当天,他的噩耗在几个小时后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