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国最难拍的电影是如何拍完的

芦苇对于王全安的改编版提出了不同意见。

　　陈忠实(左)对《白鹿原》能改编成影片十分欣慰，但是他并不想更多地对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婉拒了南都记者的采访邀约。

作为一部中国农民的“史诗”，《白鹿原》在1990年代被明令禁止拍成影视剧。

　　1993年，《白鹿原》小说出版第二个月，吴天明就找到陈忠实提出要改编这部小说，但却得到了上级明确指示———不能拍。2002年，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发话，项目得以重启，吴天明、张艺谋、陈凯歌，都曾是导演候选人，但是最后却选择了当时还是“年轻导演”的王全安。2005年，《白鹿原》终于立项，但是知名编剧芦苇的两稿剧本却都被打回，王全安自己动笔，剧本终获通过。

　　前世“没有积极意义，不宜拍成影视片”

　　上级明确指示不能拍，但我们不知道原因

　　1993年12月31日《羊城晚报》报道称：“广电部副部长王枫说，《废都》和《白鹿原》揭示的主题没有积极意义，更不宜拍成影视片，变成画面展示给观众。”

　　就算你没看过《白鹿原》，你肯定也听说过《白鹿原》。作为上个世纪最重要的长篇文学作品之一，《白鹿原》的地位自然不用赘述，一组简单的数据可以说明一切：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初版印量就达14850册，同年加印7次，印数达56万册。当时是文学萧条期，常传出某某名家的书只征订出了五六百本的消息。之后，《白鹿原》每年都要加印，迄今总印数已达200多万册，算上盗印本，这个数字还要翻倍。

　　对于这样一部“史诗般”的文学作品，电影人一直想把它搬上大银幕，1993年，小说刚出版约一个月，***导演、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西影厂)厂长吴天明就向小说作者陈忠实表达改编之意。陈忠实曾在接受凤凰娱乐采访时表示，出于对吴天明“在电影艺术上的成就和追求”的信任，他随即写下委托书，同意将改编权交给吴天明。

　　但是，吴天明的筹拍之路很快就碰到了一盆迎面而来的冷水，与吴天明、陈忠实一起讨论策划筹拍电影版《白鹿原》的著名编剧芦苇(《霸王别姬》、《活着》等电影的编剧)告诉南都记者，“当年遇到的问题是，宣传口径变小了，上级明确指示不能拍，但我们不知道(不能拍的)原因。”

　　1993年12月31日《羊城晚报》报道称：“广电部副部长王枫说，《废都》和《白鹿原》揭示的主题没有积极意义，更不宜拍成影视片，变成画面展示给观众。”

　　重启：谁来导演这部史诗电影？

　　吴天明、张艺谋、陈凯歌、王全安都是候选人

　　2004年，电影《白鹿原》获得准拍证，2005年剧本立项通过。

　　从1993年起到2005年立项成功，相隔12年。

　　这一等，就是9年。“2002年，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发话，想把陕西省搞成影视大省，除了《白鹿原》，还要做钱学森、司马迁等。我们(西影)厂是奉命重启《白鹿原》。”芦苇回忆道。而且，当时国家电影局的领导对拍摄《白鹿原》也很“上心”，一位副局长专程出面召开研讨会，召集专家、学者及电影人对递交的剧本做讨论。“可以说，当时电影局是给我们开了绿灯的。”

　　2002年，西影厂重启《白鹿原》项目，担任编剧的芦苇负责寻找、推荐导演。当时，芦苇想到的第一个人选是吴天明，“于公于私都应该找吴天明，他是陕西金阳人，是这一方水土养育的人，特别熟悉《白鹿原》这个题材，就应该让他来拍这部电影。”结果是，“这个建议没有得到西影厂领导的信任，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当年的新闻报道中，陈忠实曾多次向媒体表示理想人选是吴天明，“我会力荐他”，但不干涉西影厂的决定。吴天明当时给媒体的回应是“最近没人跟我提过这事，况且眼下我也没时间，我正在准备拍一部反腐题材的电视剧。”近日，南都记者曾致电吴天明约访了解当年事由，但他以“正在剪片子”及“我跟《白鹿原》这部电影没关系”为由婉拒。

　　后来，芦苇相继找了张艺谋、陈凯歌两位导演，但最终都未能如愿。“我当时对张艺谋说，你作为一个陕西人，应该来拍这么一部关于陕西人的片子，你有责任来拍。他也同意我的说法，但当时他正在考虑是否接奥运会，如果没接，他就有时间来拍。”至于陈凯歌，“他当时自己有项目，而且他还说，考虑到审查的因素，还不到拍的时候。”

　　***和第五代导演都不行，芦苇就转向了第六代导演———王全安，当时王全安在西影厂做《惊蛰》的后期。“《惊蛰》是陕西题材，200万的小成本电影。我觉得拍得不错，他的长处是纪实性拍摄，而且他是个很努力的人，所以我就向厂里推荐了他。”

　　王全安回忆说，“这个故事的特性就是有浓郁的陕西地域色彩，陕西人来拍这部戏是最恰当的。他们认为我能够拍出这个故事的风格，展现出陕西的面貌。这样，我签下合同(2003年10月)，进入到《白鹿原》的准备工作中，同时芦苇开始写剧本。”

　　2004年，电影《白鹿原》获得准拍证，2005年剧本立项通过。

　　从1993年起到2005年立项成功，相隔12年。

　　改编：芦苇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去掉

　　芦苇两稿剧本都过不了审，王全安的一次通过

　　《白鹿原》2011年摄制完成后，片方曾邀请芦苇看片，当时片头字幕上写有“编剧王全安芦苇”。观影后，芦苇告诉执行制片人王乐，希望删除自己的名字，“影片的结构不是我的，跟我没多大关系”。

　　虽然导演定了，合同也签了，但是对于很多电影项目来说，这是万里长征刚刚把旗子打起来而已，连第一步都算不上，因为前面还有很多的难关等着去攻克，第一关就是剧本。

　　《白鹿原》的高度摆在那里，而且影响那么大，不仅改编有难度，在电影局那一头的审查，也要比普通题材难上很多。即便是芦苇，这个在圈内久负盛名的编剧，由他主导的两稿剧本，都没有获得通过。

　　直到王全安自己动笔，写出了一个和芦苇版不大相同的剧本。结果，这个剧本获得了通过。

　　也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所以芦苇在看过王全安的样片后，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从编剧那一栏中去掉。

　　王全安告诉南都记者，“芦苇的第一稿剧本写到抗战那个坎儿上。第二稿跟第一稿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话，这件事情就做不成。”于是，他与西影厂厂长通了电话，说自己有个完整构想，可以写出大纲来，“这样就算有个交代，没白雇我。”只用了16天，王全安就写出剧本，“原本我只想写一个故事大纲，结果写着写着就按照剧本的样子一股脑儿写出来，把那一年多的考虑呈现在里面了。”

　　之前两次送审被打回的西影厂觉得这稿剧本有戏，报到电影局，结果剧本通过审查，立了项。

　　电影摄制完成后，片方曾邀请芦苇看片(210分钟版本)，当时片头字幕上写有“编剧王全安芦苇”。观影后，芦苇告诉执行制片人王乐，希望删除自己的名字，“影片的结构不是我的，跟我没多大关系”。片方尊重芦苇的意见，影片最终署名为“编剧王全安”。

　　芦苇向南都记者回忆，当年，直到剧本的研讨会现场，才发现递交的剧本不是自己所写，“研讨会上，我算是顶了名，因为王全安交上去的剧本没有署名，只笼统说这是西影厂交上来的，大家都认为是我的剧本，其实不是。考虑到不影响剧本顺利通过立项，我在研讨会上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很少发言，基本就是在做记录。我不想揭开这个事实，因为从1993年到2003年，立项可谓举步维艰，经历了十年，真的非常不容易。我想，编导之间可以再磨合。当时我觉得应该保护他，他是导演，其他的问题可以下来再说。”

　　关于立项前后剧本的区别，两位当事人也不愿多谈。王全安说，“我很难给你描述剧本的细节，这是一个行业内的事，不便拿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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