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一九九一年腊月二十五日，陈忠实写完了《白鹿原》的最后一句话。在当时文学接受的条件下，陈忠实并没有绝对的把握，他犹豫着该不该把这部书稿投出去。二十年过去，《白鹿原》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由它产生了多种艺术形式改编，产生了一拨又一拨的故事。而《白鹿原》小说的创作与出版，也有着自己的许多故事：一段长达20年的长篇小说之约，在白嘉轩们欢乐和痛苦中的失眠，被诤友激励再写不完就从楼上跳下去，文字中的苦心终被读懂时倾溅出的眼泪……
一部《白鹿原》，带给读者很多。跌宕起伏的故事和如在眼前的人物，绚丽多彩而又厚朴苍凉的风土人情，以及那些没有被说破的人之命运与历史沧桑。此外，还有一代人对“文学”这件事的守望。就如陈忠实把书稿交给编辑的一刹那，涌到嘴边却最终没有说出的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
■关于约稿
蒸馍未熟透忌揭锅
对于第一次收到写一部长篇小说的邀约，陈忠实的记忆是深刻的，因为“太出乎意料而显得强烈”。在写给《白鹿原》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章中，陈忠实讲述了这个长达20年的长篇之约。1973年隆冬季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何启治从北京来，对他表示他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或者说基础，可以写成一部二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陈忠实当时的反应“完全是一种茫然”。他尚在惶惶着是否还能写出并发表第二、三篇短篇小说，根本没有动过长篇小说写作的念头。
之后何启治写来长信，“从立意、构架和生活素材等方面对我的思路进行开启。”之后的几年，老何仍在通信中提及长篇小说写作的话题。1980年代，老何再来西安组稿。在发表历时三年写就的中篇小说《初夏》后，陈忠实正进行中篇小说的探索。在后来的会面中，老何再度问到长篇小说的事。“我那时候确实正在做着《白鹿原》的先期准备，查阅县志党史文史资料，在西安郊县做社会调查，研读有关关中历史的书籍，同时酝酿构思着《白鹿原》。我随即叮嘱他两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催问。我知道我的这部长篇小说不会在‘短促突击’中完成，初步计划实际写作时间为三年。我希望在这三年里沉心静气地做这件大活。按照我的性情，畏怯张扬，如同农家妇女蒸馍馍，未熟透之前是切忌揭开锅盖的。”
没有让益友白白等待
《白鹿原》正式稿接近完成在1991年冬天，“我对社会关于文学的要求和对文学作品的探索中所触及的某些方面的承受力没有肯定的把握。如果不是作品的艺术缺陷而是触及到的某些方面不能承受，我便决定把它封存起来，待社会对文学的承受力增强到可以接受这个作品时再投出书稿也不迟。”但1992年初，“我在清晨的广播新闻中听到了邓小平南巡的讲话摘录。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我在怦然心动的同时，就决定这个长篇小说稿子一旦完成，便立即投出去，一天也没有必要延误和搁置。”
陈忠实给老何写信，“信中唯一可能使老何会感到意外的提示性请求，是希望他能派文学观念比较新的编辑来取稿看稿”。老何很快回信，安排高贤均、洪清波到西安。“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他们，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令陈忠实没想到的是，很快有了回复。“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第20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老何随后来信了，可以想象的兴奋和喜悦，为此他等待了近二十年，从1973年冬天小寨街头的鼓励鼓动到1992年他在北京给我写《白鹿原》的审阅意见，对于他来说是太长了点，对于我来说，起码没有使这位益友失望。”
■关于创作
在包谷苗间重归沉静
作家出版社今年出版了陈忠实的散文作品新书《接通地脉》，其中包含不少陈忠实如何构思、写作《白鹿原》的内容。他写到刚调入省作协时，由于作专业作家使他可自由支配时间，他索性决定从城镇回归乡村老家，在祖屋里读小说、写小说，外加种地。“这几年间，大概是我写作生涯中最出活的一段时光，无论是中篇《蓝袍先生》、《四妹子》、《地窖》等，以及许多短篇小说。我在书案上追逐着一个个男女的心灵，屏气凝神专注无杂，然后于傍晚到二分地里来挥镢把锄，再把那些缠绕在我心中的蓝袍先生、四妹子、白嘉轩、田小娥、鹿子霖、黑娃们彻底排除出去，赢得心底和脑际的清爽。只有专注的体力劳作，成为我排解那些正在刻意描写的人物的有效举措之一，才能保证晚上平静入眠，也就保证了第二天清晨能进入有效的写作。这真是一种无意间找到的调节方式，对我却完全实用。”
再写不完，你就从楼上跳下去
陈忠实在散文中也写到评论家、他的文学诤友李星。1991年春节过后，陈忠实参加会议，正好坐在《平凡的世界》作者、同为陕西作家的路遥旁边。坐在路遥另一边的李星告诉陈忠实，路遥获茅盾文学奖了。陈忠实正想等待路遥发言完毕即表示祝贺，李星又从路遥背后侧过身来说“你今年再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
1992年，在人文社编辑拿走手稿之后，陈忠实把一份复印稿送给李星。“我在乡下过着一种看似闲适的轻松日子，心却悬在李星身上。李星会怎么看？能过得了李星的法眼吗？且不说李星全盘否定，即使不疼不痒说上几条好处再附加两点不足，我都不敢想象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捺着性子等了大约七八天，我从乡下回到作协家属院，恰好在住宅楼下看到提着一袋菜的李星的背影，便叫住他。我走到他跟前尚未开口，李星倒先说了：“到我屋里说。”我看见他说这句话时不仅没有平时的热乎笑脸，反倒黑煞着本来就黑的脸，说罢转身便走。我当即就感到心往下坠，头皮发紧，跟着他从一楼上到五楼。他一言不发，依然黑煞着脸。我的心不再下坠而是慌惶难控了，只有失望透顶到不好言说的阅读，才会摆出这张冷脸来。我跟他上到五楼走进他的家门，已经有了接受批评的几分准备。他把装菜的袋子放到厨房，领我走进他的书房兼卧室，猛然转过身来，几乎和我撞到一起，依然黑煞着脸，睁圆两只眼睛紧盯着我，声音几乎是失控了：“哎呀！咋叫咱把事弄成了！”“这是我听到的关于《白鹿原》的看法和评价的第一声，是颇具影响的中年评论家李星的声音。他当时踱着步跺着脚说了那么多好话，我现在连一句都想不起来了，只记着他说的‘咋叫咱把事弄成了’这句话。正是这句关中民间最常用的口头语，给我铸成永久的记忆。”
■关于获奖
“历史倾向性问题”是误读
“《白鹿原》先在《当代》分两期连载，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差不多同时连播，在读者和文学界迅即引起反响，在我几乎是猝不及防的。书稿写完时，我当然也有一种自我估计，如若能够面世，肯定不会是悄无声息的，会有反应的。然而反应如此之迅速如此之强烈，我是始料不及的。”在写给人文社的文章中，陈忠实这样描述。在当时的评论中，却也有一种声音。陈忠实写道，‘有一种批评却涉及作品的存活，即“历史倾向性’问题，我从听到时就把这种意见看成是误读。在被误读误解的几年里，涉及《白鹿原》的评论和几种评奖，都发生过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对《白鹿原》终于获得茅盾文学奖，陈忠实这样回忆，“大约是1998年酷暑时节，某天晚上老何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陈涌对某位理论家坦言，《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这个看法已经在文学圈子里流传开来。我听了有一种清风透胸的爽适之感，关于‘历史倾向性问题’的释疑解误，最终还是有陈涌这样德高望重的文学理论家坦率直言。老何便由此预测，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可能因此而有了希望可寄。约在此前半年，我和他在京见面时，老何还在为我做宽慰性的工作，说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可能性不大，对《白鹿原》而言评不评此奖意义不大，有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可就足够了。我也基本是这种心态，评奖是一码事，而‘历史倾向性问题’是另一码事。我和他在评奖这件事上仍然保持着一种平淡心理。现在，陈涌的话对《白鹿原》评茅盾奖可能出现的转机仅只是一种猜估，对我来说解除‘历史倾向性问题’的疑虑和误读才是最切实际的。我也忍不住激动起来，评奖与否且不管，有陈涌这句话就行了。有人说过程不必计较，关键是看结果。在《白鹿原》终于评上茅盾文学奖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恰恰感动的是那个过程。”
晨报记者 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