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电影院里是谁的白鹿原(图)

　　导演王全安(左)在指导“黑娃”和“田小娥”的一场戏，不过这场戏并未出现在9月15日的公映版本中。

　　《白鹿原》对陕西人就像‘结’ ，这是一种情结也是一种责任”

　　导演王全安谈《白鹿原》筹拍全过程

　　《白鹿原》的上映过程真有点戏剧性。原定于9月13日公映，因“硬盘技术问题，导致影片字幕不清，需要重新制作”临时推迟。正当各种传闻猜测甚嚣尘上时，9月14日，片方宣布《白鹿原》归来，并于次日全国公映。而今，影片真的放映了，观众心里的石头也落地了。导演王全安想必心里也踏实不少。

　　9月9日，《白鹿原》全球首映式后，早报记者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专访了《白鹿原》导演王全安。当时的王全安，并未料及这部众人期盼的电影几日后会掀起小小的波澜。当时在他口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是：水到渠成。几个月的快速建组筹拍是因为一切“水到渠成”；《团圆》柏林获奖后，拍摄《白鹿原》的环境“水到渠成”；近些年来，演员段奕宏的历练和变化让他演黑娃“水到渠成”。这些个“水到渠成”，让电影《白鹿原》的出现成了一种必然。采访中，王全安说，“《白鹿原》对陕西人就像‘结’，我们得了(liao)了它，这是一种情结也是一种责任。”而现在，不知王全安是否了了心里的这个结。

　　要为《白鹿原》奉献而非索取

　　：你此前并没有拍过这样大制作的电影，当时如何判断自己能胜任？

　　王全安：我开始拍电影都是自己写剧本，表达我对环境的看法、对人的感受。最开始来找我拍《白鹿原》时，我还很意外，我当时才拍完我的第二部电影(指《惊蛰》)，后期还没有做完。我觉得让我这么年轻的导演来承担这么有名、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当时还是有些惊讶的，对我来说还是有难度的。难度主要在于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小说里面说的一切。

　　我接着就去了一次白鹿原，去看小说里写的地方环境和人情世故。这个过程给我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对小说产生了最大信任，小说中写的陕西农民的情况太详实、生动、准确了，令人敬畏，陈忠实写了他最了解的环境和人事；二是对我来说，看了一圈后，我也建立了感性认识。从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我心里也有了一个把握，我才决定拍摄这个电影。

　　：但你中途也曾退出。

　　王全安：退出是因为立项完成之后，筹备不顺利，自然而然我就把剧组解散了。项目后来被拿给北京一家公司紫金长天(注：北京紫金长天传媒文化有限公司)来做，我觉得他们的做法很仓促。像《白鹿原》这样的小说要拍成电影，基本得遵从两个道理：一是你得有实力，用最大的努力把它拍好，你要为它奉献东西，而不是从它里面取东西；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做的话，不做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团圆》获奖后拍《白鹿原》水到渠成

　　：重新接手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王全安：非常快。2010年在柏林(电影节获银熊奖后)，2月底就开始准备，等到了5月就建组，到了9月就开机了。拍摄《白鹿原》这么大个题材，这个速度好像太快了。但一个东西的产生是很复杂的，其实是各方面都非常顺利，可以说是水到渠成，都准备好了。

　　：怎么个水到渠成？

　　王全安：退出之后，我又拍了《图雅的婚事》、《纺织姑娘》、《团圆》。拍完《团圆》之后，拍电影对我来说，会考虑世界范围的语境、世界各地对中国电影的态度，我知道该拍怎样的电影。外面的环境让我觉得把《白鹿原》呈现出来有了一个好的机会。《团圆》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直接促成了我拍摄《白鹿原》的愿望，在柏林的领奖台上，我感觉环境终于也水到渠成地要去拍这部电影了。刚好版权又重新回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所以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了。对我来说，《白鹿原》能够在陕西本土拍完，才是最理想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浓郁的地域性(基础上)，而且是用方言写成的小说。

　　《白鹿原》是陕西人的“结”

　　：最后投资方选择的是陕西旅游集团，有什么原因吗？

　　王全安：电影不管怎么商业化，还是文化的产品，不可能是纯商业的，形态很复杂。从这个角度上讲，不是赚钱的电影都是好电影，最好是既有品质同时又有商业性。能够成就这样的产品的投资、制片方，不一定是最大最强的，因为最大最强的往往保守、求安全。现在的总制片人是张小可，陕西旅游集团的。我们的合作，除了玩得起这个规模，还因为都是陕西人，对《白鹿原》有感情。《白鹿原》对陕西人就像“结”，我们得了了它，这是一种情结也是一种责任。

　　：为什么编剧最终没有署上芦苇的名？

　　王全安：简单来说，就是我没有使用他的剧本。芦苇看了完成片之后，感觉没有使用他的剧本，电影的呈现也是这样的，所以他提出这个要求，我觉得也是严肃的，我也能够理解和接受。之前把他的名字放在编剧里，主要还是出于我和制片人对他参与《白鹿原》的感激。

　　芦苇在电影第一次筹备时写过一二稿，但当时立项没有通过，制片人也不是很满意。其实他从《活着》以后十几年来，年年都写，但一直都没有通过拍摄，这个情况对他来说也不难理解。

　　电影市场的发展让投拍有了可能

　　：两次拍摄之间，选演员上有变化吗？

　　王全安：第一次筹备《白鹿原》是在2004年、2005年的时候，中国电影的形态和现在不一样，不像现在这么蓬勃的商业大片时代，但《白鹿原》注定了又是一个大规模的投入，在这种电影类型和投入资金怎么取得平衡上，在商业性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困境。但刚好(停了几年之后)，这几年中国的电影市场和商业片的蓬勃发展，为大投入的电影带来了回收和创造利益的空间，投资这种电影变成很自然的事。

　　在电影演员的选取方面，也变成了全方面的。找了一批中国最具实力的演员来演绎，这个跟电影环境的进步分不开。

　　：为什么两次都决定让段奕宏演黑娃？

　　王全安：第一次觉得他哪儿都好，就是觉得他太年轻，当然他那时外形上也很沧桑，主要是一个男人的内心如果没有经过历练，还是觉得不完美。因为演出这个戏本身是有跨度的。五六年之后，段奕宏还是有变化的，演黑娃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当年罗伯特·德尼罗第一次找导演瑟吉欧·莱昂，导演说，“你还是太年轻了，五年之后，你再来找我。”莱昂中间先去拍了《黄金三镖客》，六年之后，罗伯特·德尼罗又去找导演，导演觉得差不多了，就拍了《美国往事》。

　　电影改编注重人的情感与命运

　　：《白鹿原》小说里什么地方最吸引你？

　　王全安：在我以前看过的当代小说里，尤其是发生在陕西的地域性小说里，《白鹿原》有两个地方打动我。不管是对人物情感还是对历史的描述都用了很浓重的笔墨，这个浓重超过我在其他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其中有些历史观点很新颖、很大气，回到了常识上来判断历史，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然还有很生动的对人物、场面、冲突的描写。我是陕西人，很了解陕西人的性格，觉得惟妙惟肖，有时候读得哈哈大笑。只有懂方言，只有陕西人才会深刻体会这些事。

　　：你从小说中提炼的核是什么？放在电影中有没有进行过调整？

　　王全安：找到这个核心是一个过程。对于改编，首先得明白小说原本说的是什么东西。作为一部史诗，其实不管你做什么调整改编，还是要尽可能地具有包容性。贯穿小说的有两条线，一是宏大背景历史变迁的线，二是人物线、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线，这两条线必须平行前进。但作为电影的《白鹿原》，一定要有独特的、适合影像表达的视角，围绕故事建立电影的魅力，这是别的形式表达不出来的，以此来丰富、丰满这个核。以我对影像的了解，我会有所取舍，选择更适合电影表达的部分。简单地说，就跟人的情感有关系。所以电影的《白鹿原》是更适合观看的《白鹿原》，看完电影之后，你能在人物命运起伏跌宕中看到历史变迁。

　　跟小说诞生过程相比拍成电影不算难

　　：你和作者陈忠实有接触吗？

　　王全安：有接触，但不是很多。首先陈忠实老师是高风亮节、大家风范，他反复讲小说电影是两个行当，他不懂的电影，坚决不会介入。

　　对我来说，一方面，我是很愿意从陈老师那里来了解《白鹿原》。另一方面我也很担心，因为他的《白鹿原》太宏大了，在我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和他过多交流，很容易被他的一些东西击垮，失去建立自己的电影《白鹿原》的机会。我一开始没有信心，所以和他的接触很少。他也明白，在理解《白鹿原》上，会的人不用教都会，用心做就是；不会的再教也不会，能下蛋的鸡只管下就是了。

　　他是陕西人的性格，交给我们之后，不再说什么。但是我们能感到分量很重：从人家手里拿过来一个事情，就像把孩子托付给你了，你也不必说什么，但是你得上心，好好做，完了之后再还回去。所以去年电影刚刚拍完，第一时间就让陈老师看， 就是把孩子还回去看他认不认。因为在文学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尤其是名著改编，容易有不适应。他在西安看，我在北京等，他的反应很让我欣慰。他说有几点让他惊讶又震撼，他觉得影片和人物的立意都有了，觉得电影独立存在的价值有了。其实，这几句评语，正是我在拍电影时候的追求。

　　：陈忠实对电影从筹拍到上映拖了这么久有什么意见吗？

　　王全安：他太能理解这一切。因为《白鹿原》小说从酝酿到诞生的过程也很艰难，我们也很难，但是和他比起来，我们这边就很轻了。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这样一个不寻常的小说脱颖而出、夺得茅盾文学奖的历程，我简直叹为观止。对他来说，难在眼前一抹黑，没有任何支撑或人情世故的铺垫，完全是小说本身萌发的文字的力量使得它脱颖而出，它的生命力太强了。跟这个一比，我这边的难就不算什么了，不难就不对了。有一次在饭桌上，他说着说着就突然停下，说不动了，我就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我也能够理解他的一二。这个难和作品里面描述的艰难在我看来是一回事。

　　内地公映版止于抗战前，220分钟导演版延至解放后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白鹿原》有5个版本。最初的粗剪版近5个小时，至今没有进行过小范围试映。能在大银幕上看到的156分钟的内地公映版，以及柏林电影节的177分钟版、香港电影节的175分钟版，都是截止在抗战开始时。

　　虽然《白鹿原》在柏林电影节捧得银熊，但导演王全安表示，当时他使出的不过四成功力，而他自己最满意的，是220分钟的导演剪辑版。不同于公映版结束于1937年，导演版将时间延伸到解放后，以黑娃之死而终。

　　黑娃临死时口含冰糖水

　　公映版《白鹿原》在抗战开始时结束，老族长白嘉轩被当了土匪的黑娃打折腰杆，挺了一辈子的腰从此佝偻；因为儿子鹿兆鹏当了共产党的株连，乡约鹿子霖在国民党的大牢中疯了，刚回到白鹿原便死于日军的炸弹；而老长工鹿三留了一辈子的辫子被儿子黑娃斩断后，在战争之前自缢于房梁之下。

　　但是他们的下一辈个个不知所终：被拉了国民党壮丁的白孝文，投奔共产党而不知下落的鹿兆鹏，当了土匪头子的黑娃，接下来的命运并没有在电影中展开。

　　“公映版和导演版最大的差别，在于节奏变快，同时删掉了结尾20分钟的戏。”王全安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而这种差别，在他看来，前者是根据发行、排片的需求，而后者更体现导演追求。有说法称公映版虎头蛇尾、结构松散，其中有部分原因，在于被删掉的部分中，原先安排的伏笔在公映版未得到呼应。

　　白孝文打仗时投奔了共产党，并在后来攻打白鹿原取得胜利，在解放后成为滋水县长。年轻时宣称黑娃要是犯了事，卖地卖房都要救他的白孝文，最终处决了作为阶级敌人的干兄弟。行刑之前，白孝文与黑娃还一同回忆了那些年他们爱过的田小娥。不同于小说中，两人在田小娥死后各自再娶，甚至有了孩子，电影中的白孝文与黑娃都是情痴，对小娥之爱至死不渝，且可以互相交流。

　　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冰糖都是体现黑娃性格的重要道具。小说中，鹿兆鹏第一天给黑娃带冰糖，黑娃吃了，第二天带的是更珍贵的水晶饼，黑娃却直接扔在草丛中，因为怕以后吃不到。这可以看作地主家的娃娃鹿兆鹏共产思想的起源，也可以看出长工的儿子鹿黑娃性格中的敏感自尊而引发的痛苦。电影中，这个段子被改为白孝文与黑娃的友情象征：黑娃说怕以后吃不到，年幼的白孝文说，我以后天天给你吃。

　　而在导演版的结尾，黑娃在白鹿原秋天的麦地里被执行枪决，枪子射进身体时，黑娃的口中却呛出了一口冰糖水。这也是演员段奕宏深为得意、自出机杼的一笔，电影就此落幕。

　　结局唱响秦腔《三世仇》

　　在《白鹿原》小说中，开头是带着强烈民间传奇色彩的白嘉轩六娶六殁的故事，而后引发了白嘉轩骗取鹿子霖家的风水宝地为父亲迁坟，在此基础上展开了白鹿两家的纠葛。最后鹿子霖两个儿子都为革命献身，鹿子霖本人也在白鹿原解放后被批斗而疯。而白嘉轩面对疯了的鹿子霖，为骗地这件一辈子唯一做过的见不得人的事忏悔落泪。而鹿子霖之死宣告小说结束：维持原来的白鹿原世界平衡的另一股力量消失了。唯一不同的是，公映版中鹿子霖是死在了日军的轰炸中。

　　编剧芦苇曾为电影《白鹿原》写过7个剧本，最后他要求从目前的电影《白鹿原》编剧中去掉名字。在接受早报专访时，芦苇介绍了他在第七版《白鹿原》剧本中设计的开头与结尾。

　　在芦苇看来，白嘉轩与鹿子霖是电影最需要刻画的两个人物，以这两个角色撑起整个电影。他设计的电影《白鹿原》开头，是白嘉轩与鹿三在田里种麦子，白嘉轩的妻子仙草挺着大肚子在牲口圈里铡草，4岁的黑娃不断地添上苜蓿。因为过度劳累，仙草早产，最后由黑娃帮忙割断婴儿的脐带。“所以到黑娃在牢里要被处死的时候，他跟白孝文说，‘你是我接到世界上来的，没我的话你是死是活不一定，后来你还上了我的女人，这是你欠我的。’当时黑娃虽然是俘虏，但是抽了白孝文两嘴巴，警卫员要制服黑娃，白孝文制止了，说不要动他。抽了两嘴巴后，黑娃说，‘咱俩的账拉平了，但是下面的事，我就要求你了，你是我兄弟，我死以后，你把我跟小娥埋到一块去。’这两人都对自己所爱的女人刻骨铭心。但当时白孝文未置可否。”芦苇回忆。

　　电影中造塔镇压田小娥时，负责人偷偷跟白嘉轩说发现田小娥尸体有孕，恐怕是孝文子嗣，觉得把骨灰压在塔上影响白家香火，要不要只做个形式，白嘉轩答：“骗得了人骗不了鬼，放！”

　　在芦苇的想法中，白嘉轩因为厌恶田小娥，当时并不信孩子是白孝文的，所以作此决断。之后白孝文当了解放军的团参谋长回到白鹿原，把田小娥的骨灰放在他的行李袋子中带走。开拔时，白嘉轩找到儿子，给他跪下，求他娶妻生子传承香火。然后白孝文一句话就顶回去，他说：“你把小娥害死，还把她和我孩子的骨灰放塔底下，你太狠了。”他始终认为鹿三是在父亲的指使下去杀田小娥的。跟警卫员说，“把我爹送回去。”队伍就唱着军歌，从白鹿原开拔了。

　　“田小娥的悲剧，我是想指出封建伦理对女性、对生命实在太残酷了，希望有这样一个指向，鞭挞旧的制度。”芦苇说。芦苇安排的电影结局，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解放之后，白鹿原上唱大戏。白嘉轩和鹿子霖这两个垂垂老矣的老人在戏台下相遇。鹿子霖两个儿子都死了，自己也已经疯了，但同时也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想象的自由世界。他喜气洋洋地告诉白嘉轩，兆鹏已经当了县长，娶了三房，生了五娃。很是得意。白嘉轩这个时候，整场戏里没有流过泪，两行老泪就这么下来了。其实他不仅为他自己，也为这一代人在落泪。与此同时，大戏开演，开始唱秦腔《三世仇》。一轮太阳照样从白鹿原上冉冉升起。”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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