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男)：我知道刚才对话当中大家一定得到了非常有意义的见解，而且有一些是非常精彩的，甚至于是有争议的讲话。这一场的话题是“选择正确的影片进行投资并为电影增值”，这在中国来说是非常大的话题，毫无疑问也是我们在座的各位都非常感兴趣，想了解的。
今天主持人是来自于盛智律师事务的合伙人所罗伯·克莱因，同时我们还有来自于Polymorphic影业主席波莉·约翰森女士；还有来自×××比尔·麦克尼柯(此嘉宾抬头需确认)。还有来自Fintage
House影视部国际代表马丁·梅尔基奥；还有Good Universe公司国际总裁、合伙人海伦·李·金。还有上海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任仲伦先生。还有光线传媒的董事长王长田先生。下面请罗伯·克莱因先生主持。
罗伯·克莱因：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很荣幸在这里给大家主持下面的圆桌讨论。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嘉宾，非常资深的嘉宾，而且给他们提问的问题都是适应于各个国家和市场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我首先看一下我们中国电影这个市场，之后再谈在中国的一些进口片。
任总，您的开幕发言当中已经说到了，在中国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越来越多的本地电影希望获得商业上面的成功，不仅仅只是为了一个艺术的特质而已，开始关注市场回报。从你的体验来说，哪一种类型片是最有可能成为在中国市场上面比较成功的，在市场上面获得更高收益的电影？您如何看待？未来几年会不会发生变化？
任仲伦：中国电影这几年在迅速成长，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跟去年同期相比就增加了票房20个亿，在这个市场上面哪一种类型的影片将变成最大的赢家？我觉得可能回答最简单的有三个字，还是类型片。中国目前的情况之下你很难说现在一种影片永远可以称霸三五年或者十几年，成为最大的赢家，这很难。我在第一线做制片，我经常感觉这是很困惑的事情。
最近举办了一个上海电影博物馆，今天晚上开馆，看了三十年代远东第一影院大光明一年播放的影片52周，每一周都留了一下电影的海报，我看当时类型是各种各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判定哪一部影片、哪一种类型是市场上面永远的赢家，很难。但我愿意说最大的赢家还是类型片。而类型片今天在中国来讲是发育得不成熟的，需要时间去探讨。
前几年我们看到的香港的这些武打片，他们启蒙了中国大陆这样一些商业市场。过了一阵子以后，这几年，长田也在旁边，一些青春演片(音)又揭发了市场高票房。影片越来越走向类型化，这是一个必然选择。
罗伯·克莱因：王先生，您的角度来看呢？中国这个市场，哪一种比较成功的类型片？您最近非常好的《泰冏》这部片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不是也启动了一个新的类型呢？对于中国而言。
王长田：我完全同意刚才任总的判断，类型片在中国确实有一个广阔的前景，事实上在两年以前，对光线影业做转型的时候，第一条是说全力扶植新导演，因为我们导演太少。第二条就是要坚持商业类型片的路线。中国电影在以往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包括我们看到的香港影片都有自己的特色，它的类型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清楚，但我们观众看了这么多年电影之后，其实跟国际上面主流的这样一些电影的形式，他们已经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而且整个国际和国内这样的潮流基本上是一种同步的。所以我们对类型片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而且更容易接受。
《泰冏》实际上一个类型片，非常纯粹的类型片。接下来的《致青春》、《厨子戏子痞子》以及《中国合伙人》都是，只是这些类型片有一些特色，跟中国观众更加容易互动。所以我认为未来我们的发展趋势仍然在这个领域，而且类型片的品种非常之多，比如说剧情片、爱情片、喜剧片、战争片、科幻片、灾难片等等，有很多领域我们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开拓的。比如说警匪片这个领域我们没有真正的开阔。比如说科幻片，中国观众不太认可中国公司制作的科幻片。比如说动画片，我们现在动画片的制作水准是不够的，这都值得开拓。但现在有一个情况，太多的创作集中在青春片和喜剧片这两个领域，我现在大概接到类似的这种项目大概超过一百个。我觉得大部分是有问题的，就是跟风现象还是非常严重的。
罗伯·克莱因：您再看，在今天，中国的电影是由明星、名导演、名角推动的，还是说故事是王者呢，海伦·李·金女士，能否谈谈您的想法吗？
海伦·李·金：是问中国本地的电影吗？我还是觉得这不是我专长。从海外电影来看，从我来看，似乎故事，就像王总刚才说到了，观众越来越多的能够接受不同类型的电影。但我认为还是故事为王，内容为王。刚才早先的一个讨论中间，嘉宾也说到了，年轻的导演、年轻的人才出来之后，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明星、导演和内容共同来重视的一个层面。
罗伯·克莱因：在中国开发了很多的项目，也和很多的影星进行合作，您和他们合作的体验如何？
比尔·麦克尼柯：我在福克斯的时候，这个市场越拥挤，而且我说的不仅是电影，主要是娱乐业，市场越拥挤意味着你需要越来越快的、简单的跟大家介绍我卖的是什么，所以这种类型在中国越越受欢迎，好比类型片。中国也是这样，有非常多的跟风者，《泰冏》成功之后，15种一样《泰冏》俱乐部里面类型的影片，15部这样的片子完了以后这个类型就结束了，就进入到下一个类型去了，是这样的趋势。对于公司来说，他们需要看一个更大的趋势，他们就需要找到下一个更好的类型，如果我们现在XMAX(音)的话，不可能有喜剧片，有一些人会花两亿美元投资，但最后会什么都没有。但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有一点，这个影片它的主题是什么，影片的故事是什么，而且这个故事和大家有关的内容是什么。你的某一种形象在全世界都会去扩散。如果你看故事的话，你现在只是讲这些内容的话，大家没有办法有时间听你的介绍。
罗伯·克莱因：任先生您是否同意，要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类型片，需要一个名角来推动这个电影，这个电影走向成功？类型片是不是需要名角撑场面？还是说故事才是真正的关键？
任仲伦：原来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我相信有一条真理，有一条捷径，当了十年总裁以后不相信只有一条真理、只有一条捷径。比如你说一部影片，靠大演员、大导演，一定能够成功，《泰冏》这么说。反过来说一定靠故事成功，那我们很多好的故事，结果商业上面也没有成功。那怎么说？所以我个人体会到，电影的决策，电影的选择是有多重可能性、多重真理、多重的途径。
你比如说从制片和投资这个角度来讲，有时候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所以我愿意相信，如果硬要总结一个道理的话，我愿意相信电影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尤其中国这样的市场在迅速的发展，但没有达到成熟的情况之下，电影是靠影响力，靠它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既包括导演、演员具有的影响力，也包括可能它的一些故事具有影响力，甚至包括它来自于口碑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力。大家带着好奇心看一下，结果这部影片也成功了。回答这个问题也很难，从业越长，越难用一句话概括什么是投资的真理。很难。
海伦·李·金：我认为不管中国本地还是国际、美国的电影，应该和观众连接，不管是这个故事，还是泰坦尼克里面的，要和观众引起共鸣，这才能使电影在全球获得成功。
比尔·麦克尼柯：故事才是真正使得一个电影能够与众不同的东西，如果说有15部都讲同样类型的电影，不管你再用明星，都不会起作用的。
波莉·约翰森：我要先告诉你们，我衷心的感谢你们请我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我说你的故事是最好的故事，除了那个故事以外，你不用别的。要是不好的故事，那你就需要故事之外的其他东西来补充了。
罗伯·克莱因：下一个问题是关于预算，中国的电影市场增长得非常快，有很多的制片公司都在制作电影，他们预算在不断的上涨，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对于人才的需求使得制作成本要上升吗？和好莱坞相比，王先生能否谈一下？
王长田：其实预算这个事情大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合适。我们在探讨，包括上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跟中国电影市场进行关照，这样对照就发现，在国际上面可能大家做了多年的规矩或者什么的，在中国可能就不太适应，这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关于影片的故事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每一个月都有电影的备案公式的。这些项目，我觉得大部分，可以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不应该被拍摄的，就是没有一个好的故事，从类型片的角度来讲，大部分没有被类型化的，或者他们以为类型片、是好故事，但事实上不是。回到导演，中国，为什么导演很重要？我们很缺导演，我们大概至少需要二百个以上的成熟的导演，但我们事实上在市场上面拿得出手的导演五六十个而已。我们缺那么多导演，只好挖掘新导演。而新导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像中国这样面临那么大的机会，这么容易成功。说到演员的问题，严重缺乏电影的演员，我们找不到真正有票房号召力的进行有效的组合，也许能够找到其中一两个，但事实上一个影片最重要的不是说哪一个演员来演，而是哪一个组合来演，他们之间能够产生什么化学反应。所以这导致中国电影总体的水平是比较低的，投资亏损的可能性很大。
这种情况下面谈我们的投资，因为电影是短板，那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可能就砸了。我们这个钱投进去实际上是一样的，一个做得好的电影和不好的电影，需要的投资是差不多的，但是你怎么判断这个东西。我们还是从综合因素去看，比如说这个题材是否应该去拍摄，不是多和少的问题，如果不应该拍摄，再少的钱都不应该拍摄。不要试图说试验，我积累一下这个经验，这个我认为一种很傻的做法，多数这样操作的影片都是失败的。然后你这个故事适合你去拍摄，就需要这样的规模，比如说突出一些卖点的话，就需要一些场面，可能需要某些演员的加入，甚至需要某一个导演或者摄影、监制的组合，这些东西可能需要更多的钱，这个时候你觉得合适的话，是可以做的。大部分的情况下面，你的预算不应该是，就是要算出你的底线，你能够承受的，就是这样类型的片子在市场上面比较保守的这样一个票房的预计，票房的预计是什么样子。如果达到这样一个票房，有可能是盈利，有可能是亏损，如果亏损的话，能否承受，这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片子可能要亏损一千万，决定还是要投拍，但这个亏损对我是可以承受的，你可以做。我们也没有预测到《泰冏》有那么多的票房，投资已经确定了，但是预期，市场真实的反映，完全是无法预测的，我们必须承认电影这样一种“赌博”性。
我真的没有办法告诉一个答案，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很多东西靠直觉。
罗伯·克莱因：非常感谢！我想问一问人才的问题，在中国人才的问题，我们如何找到人才，或者使用一些猎头公司来寻找一些合适的导演和演员。任先生，您是否可以谈谈这个问题呢？
任仲伦：在我们业界，人才有两种寻找方式，一种是我们根据每个影片的需要，我们寻找合适的导演和演员。另外一种会找一些，可能在创作理念上面，职业精神上面比较一致的，我们做一个战略的合作。比如说最近跟贾樟柯合作的《天注定》(音)。其实我跟贾樟柯合作整整九年了，投资了他所有的一些主要的影片，六部。我跟他合作，基于对他两种的判断，第一他真的是一个有追求的这样一个年轻的导演，在十年前。第二点我觉得他特别有职业操守，我们06年《三峡好人》，贾樟柯的投资和投资规模上面始终控制在一千多万左右，始终根据你投资的需要和影片的需要判断投资，而不是一部影片成功、成名以后，迅速把身价和影片的投资量迅速放大。一般来讲，我们会做一个比较专业的判断。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合作过程当中，寻找人才过程当中，对我们是很重要的选择，选错了，什么都错拉。选对了，有时候错的也会变成对的。
王长田：我刚才讲最缺的是导演，但各方面都缺。编剧做电视剧，可以拿到很多的钱，甚至上千万的编剧费，做电影的话，一百万就不错了。所以这些人要说服他们，比如说电视剧的编剧做电影的编剧。比如说导演，我们数量很缺，发掘新导演，新导演在目前情况下面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方向的，比如说演员来做导演，目前中国电影最高票房都是演员导演创造的，像徐峥、赵薇、周星驰、姜文，他们都是演员，演员做导演创造最高的票房，说明他们是有潜力的。接下来还有吴秀波、邓超、黄渤等。还有一些演员都有做导演的潜力，还有广告转过来的，还有电视剧转过来的，所以越来越多的电视剧导演会多来拍电影。还有演员的挖掘和寻找，大导演用新演员，而小导演用大演员，这个规律是不会差的，我们大导演，如果你有一个大导演的话，导演你某一个片子，其实可以更加大胆一点的用新演员，这样演员用得多，演员就成长起来了，因为现在真的太缺了。还有现在，比如说光线，演员主要在内地，港台的演员越来越少。这个里面，跟接地气，内地演员成长的速度，以及我们面临的售后服务的问题，比如说演员演了你的片子，结果服务跟不上，比如说让出来做宣传，宣传的时候跟你要各种各样的条件，什么头等舱、公务舱，住什么总统套房，出场费多少钱，从坐飞机就开始算钱了，而且什么问题都不能提，现在售后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
刚才任总讲的关于影响力的问题，演员的宣传，后面的宣传是营造影响力一个重要的方面，恰恰这个方面，我们很多演员做得非常之差，我们只好选择那些态度更好、价格更低的。我觉得总体而言，我们必须推动潮流的改变，挖掘更多的信任，从编剧到导演、演员。如果还用原来的那套体系，从香港、台湾那边延续过来的一套体系，用原来积累下的那些有毛病的体系去发展新时代的中国电影，我认为根本没有任何前途。
罗伯·克莱因：非常感谢！比尔·麦克尼柯也和亚洲的人才合作过，这是否也反映了你所有过的经验呢？你和经纪公司合作比较多还是直接去当地市场来找比较多呢？
比尔·麦克尼柯：我没有和经纪公司合作过，我认为不是说成本越高这个市场就会越好。如果你足够成功的话，你会愿意为成功来付出更高的代价。现在制片人只是希望拍出最好的电影，但就电影厂来说，希望进行成本的控制。不管是《泰坦尼克》还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纳多(音)曾经也是新人，被挖掘出来的。这些演员他们被挖掘出来其实对于行业，对于电影厂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机遇。我们很难说需要多长时间或者说肯定拍一部好的电影就能够赚到钱。经纪公司不是我的专业，经纪公司主要为了自己的客户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他们可能对这个行业来说并不是一个最有利的，可能只有那些大制作的电影才能够有能力用到经纪公司来挖掘。
海伦·李·金：我们的金融模式还要针对一个海外的市场，识别一些影星和演员方面的确是滞后的。我们要寻求一些新的人才，一些人出名之前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海外市场才慢慢的认识他们，他们才成熟起来。像比尔·麦克尼柯所说的，我们要平衡这种风险，做出好的电影，同时赚钱，这两点是成功的关键。但是要在美国控制人才的成本、人员的成本，是我们面临的巨大的挑战，是我们面对的问题。
波莉·约翰森：不是中国的问题，美国的问题，他们问题都一样。中国人、美国人都一样。我有过一些经验，就是在挖掘新人的时候有可能要找一些更熟悉海外的价值或者更熟悉美国价值的，我们曾经做过，就是考虑到很多各方面的因素，但是最终拍出来的电影并不是非常的成功。你在做这个电影的同时要保证它是最好的电影。
罗伯·克莱因：非常感谢！下面再谈谈发行的问题，你们拍了电影，找到人才，还需要对它进行发行。在中国90%的电影收入来自于影院的收入，所以你必须要能够拿到这个影院的发行。在中国各位是怎样来做影院发行工作的？
王长田：我们以往电影的发行是比较简单化的操作，通常情况下面，总部在北京或者上海大概会有十个左右的，发行公司十个左右的发行人员，他们主要跟院线打交道，由院线把排片的计划分布到各个影院去。随着中国电影院越来越多，比如说现在联网售票的影院超过三千家，同时院线对影院控制越来越弱，影院有自主的排片权利。这要求发行公司必须在每一个终端影院，要跟终端影院建立直接的关系，要了解他们排片思路是什么。上座率需要调整的时候，要跟他们协调。同时每个地方的媒体环境和观众消费习惯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去指挥全国各地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发行，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
所以我们大概在四年多以前建立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在全国现在70个票房最高的城市，覆盖中国电影票房的90%以上，每一个地方都有住在当地的发行人员，跟当地的媒体、影院、观众直接来打交道。这个系统辅助于一个影片宣传的系统，比如说光线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这个效果变得比以前传统的模式，我现在初步的计算，大概会比原来那个模式能够提高30%到40%的票房。所以我认为这种地面性的发行网络是下一步电影发行公司一种都会借鉴和采用的一种模式。当然，再往下走的话，中国我们还不能满足中国电影自己自身的市场，国际那一块，说实话，我们还是做得比较弱的，中国电影现在走不出去。事实上我们不存在国际性的发行网络。所以这一块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任仲伦：上影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直接介入市场终端。大致九年以前我们就提出，除了制片发展，就发展我们院线和影院建设。九年过去以后，我们自己拥有了一个比较强的市场终端，在83个城市拥有我们两百多家影院，一千多块荧幕。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就达到了，去年我们中国总的票房是169个亿，上影我们自己拥有的院线和影院超过了17个亿，这样反过来支撑了我们上影制片的生产以及发行。
罗伯·克莱因：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建自己的影院，这个完全正确。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资金收入吗？比如说在电视，DVD的发行，视频点播，或者优酷上面的点播，或者56.COM这一类视频网站上面的点播，如何进一步增加除了影院票房收入之外的其他的收入呢？现在目前只有10%，但这10%的收入是如其进行获得的？
王长田：我们在版权，除了影院之外的版权的销售，占的比例可能会超过10%，这是因为现在有两个大的版权销售渠道，一个是电影频道，当然现在电影频道数量太少，之间还不存在竞争。但总体来讲，也是一个销售的收入来源。另外一方面是互联网的版权销售。这一块，现在的市场还可以，虽然比前几年要弱一些，但还在一个稳步回升的阶段。有一些影片的收入，版权收入的收入估计会占到，甚至接近20%的比例。
任仲伦：讲讲《泰冏》。
王长田：《泰冏》因为票房太高，所以版权销售的比例就下降了。当时为此也跟版权商在谈，互联网那一块是不错的，那个网站应该有很大的收益的。但电影频道这一块，我不认为很理想，但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一个主要的期待是来自于互联网的收费观看，就是电影的互联网收费观看。我知道一些网站正在做这个事情，这一块做起来的话，很有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突破。有一些热门影片它的收入可以达到非常高的程度，甚至在未来，我认为都是有可能，甚至有可能超过它来自于影院的收入，对于某一些影片而言，有这个可能性，但需要一点时间，我估计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面，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初步的规模。
罗伯·克莱因：这确实非常有趣，马丁·梅尔基奥，你的企业从不同的媒体中获取收入，你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情况对比其他国家有一些什么看法呢？
马丁·梅尔基奥：我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比较相象，只是上一场讨论说到了完片担保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的完片担保还在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可能我要先谈一谈怎样收到钱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是寻找那些不付钱的机构，我们更多的是以一个广告传播的公司，你们可能会说，这是历史的名字，客户经理。我们公司所做的，从全世界的影片中间，帮助他们的一些费用能够进行集中，然后将这些收入向所有的那些投资者，包括是本土的，包括是制片商等等进行资金的佩佩。
所以从一个制片的角度来看，我们刚才说到了有关艺人的问题，如果我们跟艺人进行讨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付你的工资一百万美元，但我可以先付你五十万。我怎么做呢？我可以跟你担保，最终剩余的五十万美元的工资，我们会付给你，因为我们这里面会就一个专门催帐的经理，帮助你收这跟钱，就是担保，就实现了这个作用的实施，让这个项目能够成功进行。这样投资者，包括制片方更有兴趣让这个项目进行下去，所有的这些收帐的客户经理会确保在合同当中达成一致的意见最终加以实施，并且确保每一方都按照预先确定的比例进行收入，所以不是追钱的问题，这是从第三方角度提供一个比较中肯的、客观的方式确保这些资金能够按照预先达成的协议进行分配。
我们在中国早就已经开始服务了，我记得柏林电影节，94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开始销售这样的一个服务，大家问我们这个服务是什么类型，为什么有意义、有价值，我们现在一年大概150部影片利用到我们这个服务，包括《拆弹专家》等等，大家了解的这些，都是我们进行催帐的服务，我们确保了影片的拍摄。
罗伯·克莱因：谢谢，下面谈谈中国电影在海外的发行，刚才说到了，不是有很多的电影可以在海外进行发行的。我们来谈一谈，为什么要海外发行？因为中国市场已经这么大了，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个文化上面的，全球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而且对于中国影人来说，在海外发行可以获得更多的观众、更多的收入。对于海外的投资者、海外的买家，他们收购中国电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潮流或者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呢？
海伦·李·金：我觉得要回到我们要谈谈预售的问题，电影在拍摄的过程中已经有一个发行的预期，并且进行融资，以便增加在全球的一个中国电影的影响。其实涉及到所有我们提到的一切话题，包括是否有合适的艺人，合适的导演，说一个打动人的故事，说起来很简单，但里面内容很复杂，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打动观众，我觉得这可能是最简单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罗伯·克莱因：比尔，你的看法是什么？
比尔·麦克尼柯：当我在电影厂工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做过纯美国电影，我做的一直是国际性的电影。在很长时间我一直做国际性电影的，这些电影都是很成功的，比方说涉及到棒球的电影，不一定非要是美国电影。有一些电影可以是低成本，或者独立投资的电影，也可以是很成功的。另外一些电影，像《泰坦尼克》这样的电影，是在全球，大成本的电影，在全球取得了成功。另外一些电影，在本国才行得通的一些电影。
比方说《搏击俱乐部》(音)在美国的票房非常的成功，但是之后它又进行了海外的发行，也在海外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当时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国际上面的导演来美国进行拍片，比如说吴宇森，还有包括澳大利亚的导演。对我来说，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制作同样一部电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怎样要能够有一个国际性的视野。
另外我们可以看看《林肯》这部电影，林肯本身是美国的一个历史人物，必然是国内的市场会占主导。另外在中国，有一些中国的本土的故事，肯定要考虑到在海外发行的时候考虑到海外接受度的问题。
马丁·梅尔基奥：我觉得中国这种类型，就是收帐的服务会进一步增加。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影片是中国来的，比如说《战争之花》(音)、《金陵十二杈》等。我觉得这种趋势会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我们在中国，今天下午说到了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市场中间，服务，我们的服务也会继续得到一个尊重或者使用，好比完片担保一样的，这对于制片人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都是一样的重要，从而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投资，我知道现在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这种类型的担保服务、收帐服务，但是对于未来电影的健康发展，我们的服务是至关重要的。
罗伯·克莱因：我想说说外国投资者未来的机会，进入到中国，他们的潜在机会。这肯定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希望能够进入到的市场，而且还会继续发展下去，这样一个大市场。还有哪些重要的投资机会，比如说投资给电影还是投资给电影公司还是投资给一些基础设施呢？海伦·李·金？
海伦·李·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从非常长期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市场，我们肯定不是只针对某一个电影来进行投资，我们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长期的投资机制，可能会应用到我们制作的专业能力，有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机遇和中国新的导演、新的演员来进行合作，对他们进行培养，来帮助中国的电影行业继续提升，我们是希望建立长期的合作，肯定不会只是一部电影的投资。
波莉·约翰森：我可能在投资方面并不是一个专家，可能涉及到一些中国电影的海外发行的问题，这让我想起一段历史，就是美国的电影，从全球可以说偷人才、吸引人才。美国的电影人可能更知道如何说服国际上面的一些影人来到美国进行拍电影，好比刚才海伦·李·金所说的，需要一个很长期的合作、机制。
另外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我们也欢迎中国的电影公司能够到美国投资一些，电影院接触到一些终端的影院，还有剧本等等。在英国，排名前十的电影，至少一部是宝莱坞的电影。比方说《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电影虽然是拍有关于印度的故事，但在全球引起了巨大的成功。当时我看到这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电影以后，我就说如果这部电影在院线不成功的话，我们可以卖到加拿大、卖到很多海外院线去，它肯定能够成功。
所以现在在全球很多国家有很巨大的华侨的数量，他们对于中国本土的电影非常感兴趣，包括像陈凯歌这样的影人，都可以是票房的保证。如果能够很好的进行中国电影的海外发行，如果一部电影在中国市场不成功，我们还可以在海外市场获得一定的收入。
罗伯·克莱因：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中国的公司是不是在寻求海外的投资？就是说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中国市场来投资？还是说中国本土的市场已经有足够的资本了？自己可以做出成功的电影？你觉得呢？
王长田：看中国的电影市场，我们现在应该以半年为周期，我们很多的想法差不多只能看到半年。比如说半年以前我们当时拒绝了很多好莱坞一些合作的请求，一些项目的合作。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拿出来的这些项目，不仅仅是好莱坞，还有其他国家。就是拿出这些项目诚意不够，不是很好的项目，因为好的项目他想自己能做，为什么跟你合作，为什么让你投资。半年之后我们发现情况发生变化，我们能够接触到一些看起来是很有市场前景的，看起来是很有品牌的这样一些项目，很好的一些项目，他们希望中国公司能够参与投资。我想这是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实际上中国公司去投资他们，投资好莱坞的电影，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分享国际市场，同时也能够守住我们自己的市场。而好莱坞公司进来之后，更希望分享你的国内市场，而国外那一块市场是继续保留。这两个出发点稍微有一点不同。我们以往项目给你什么项目合作，往往是站在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这样角度看的话，中国电影公司你在国内很能赚钱的项目，通常不是特别希望别人来投资，给你的项目往往是有风险的。
所以我想资金的问题，如果不跟项目结合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现在市场上面资金太多了，多得不得了。好项目，投不进去，不好的项目，让他投，可能赔钱，你好意思这样做吗。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好项目永远是缺的，永远是不愁钱的，不好的项目你一分钱也别去投。
任仲伦：我这边来讲，需不需要海外投资，对于一个电影制片公司来讲永远需要各类投资，不论来自本土，甚至海外的。对于我在判断投资和投别人资的判断，我刚刚讲我喜欢做价值判断。因为每部影片它的价值实现方面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影片可能主要实现的是商业价值，有一些影片可能会有一定的艺术价值。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肯定会承担一定的市场风险，说不定我们也会投。我刚刚讲贾樟柯几部影片都由上影主投。投的过程当中，发现在国内没有市场，在国外有市场。在国内的票房不好，或者说很不好，但在欧洲市场把这个就轻而易举的赚回来了，这个投资我们有时候也会投。因为海外的一些项目投资，我们最早尝试了《伯爵夫人》(音)，也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收获。但我们现在做的更多的，或者更自觉的，我们希望自己自主开发的一些影片能够赢得海外的市场或者海外的投资。
比如说我们最近开发的，事实上两年前我们就做了，现在已经基本上定了，大概明年年初开机的，《伯爵夫人》(音)。我们配置了一些世界上面比较有名的，比较有经验的导演、编剧、演员和制片人，希望这样一个故事能够引起欧美市场的关注，也不是说只是中国故事讲给中国听，我们希望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怎样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靠中国的语言、表现方式、逻辑，至少暂时很难被接受，所以我们需要国际合作，这个合作既包括资金上面的，也包括人才上面的，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包括人才上面的。
罗伯·克莱因：非常感谢！很不幸，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这个舞台必须要让给下一场的讨论，非常感谢所有的演讲人。
主持人(男)：其实在过去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合拍的巨大的成功，但是合拍片以及合作投资涉及到很多的，包括文化、金融以及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下面我就邀请下一场讨论的演讲嘉宾，是严光华女士，是Manatt， Phelps&Phillips律师事务所，她对于合拍领域，对于美国的公司在中国投资，以及对于中国的电影去海外发行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他们的报告在外面有，大家可以去领。另外的演讲嘉宾有：马里奥·安德里亚奇奥，是AMPCO电影公司执行董事。还有查理·柯克尔，是Cyrte投资公司。还有李威达，李鼎传媒传媒总裁。庞洪是《画皮》的制作商。还有施南生，电影工作室执行董事、发行工作室主席。苏晓，SMG尚世影业总经理。还有乐视的张昭。
严光华：感谢大家留到最后一场的讨论，这是漫长的一天，但美国我们总是说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今天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前面几组讨论了合拍片的重要性，如果大家想要进入这个领域，当然说起来远远要比做的简单多了，今天我们在座的嘉宾他们过去有一些非常成功的影片，在未来也会有一些成功的项目，所以我首先请每一位演讲嘉宾讲一下就是他们成功的项目，他们觉得在成功项目当中的成功关键是什么，也就是合拍和合作融资。我们从马里奥·安德里亚奇奥开始。
马里奥·安德里亚奇奥：我叫马里奥·安德里亚奇奥，我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我们跟中国有合拍方面的合作，澳大利亚和中国两国之间。我们的合拍片被视为百分之一百的中国片，也被视为百分之一百的澳大利亚片。我们的市场非常的大，而且我们的融资也非常的充足。问题是说如何把这个钱投到电影的制作当中，最终把电影推出上市，这样的一个差距或者说鸿沟是很大的。当我们企业准备开始跟合拍合作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最神秘的部分，我们觉得唯一的方法就只能是进入这个领域，然后进入真正的合拍。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总是想扔一个钱币。我们没有这样的侥幸心理，我们把这个飞镖，我们不要求射中圆心，只要在盘上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开始寻找合作，我们制作了第一部中澳的合拍片，是在横店拍的。
我想说的是本来拍这部片子之前我是有头发的，后来变秃头了。我们合作非常辛苦，有一些合作非常好，有一些出了问题。我想说在我们做合拍片的时候，最终是要产生收入的，所以我们要监控整个流程，我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详细分析了，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模式或者是机构来合拍这部片子，在此基础上面设定一个长期愿景和长期规划。
两天前，我们刚刚结束了下一个片子，叫做《黄金路》(音)的融资，是跟山东一家影视公司合拍的，不仅仅是结束了这个融资，而且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安排。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虚拟的摄制片场进行设置，山东和澳大利亚之间进行合拍，把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这种合拍流程简化，因为我们尝试过一次非常复杂的，就好像不要命一样，所以我们设立一个虚拟的电影制作公司，不仅仅是进行电影的制作，而且要做电影的发行、融资，而且这个虚拟的电影制作厂也是要培训人才，因为中国的市场还充满着波动性，所以我们也预计我们还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才能够让这个市场稳定下来，这个市场波动性太大了，有小的公司、大的公司，小的集团、大的集团，所以在这样的波动性的环节当中，充满着机遇。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影片的管道，推出一系列的影片，为未来做好规划。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市场非常的大，充满着巨大的机会，而且这个市场当中充满着资金。所以我们要从一个点，就是从融资到另外一个点，B点，也就是票房这个终端，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愿景和明确的战略规划，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步骤。
严光华：查理·柯克尔？
查理·柯克尔：我叫查理·柯克尔，我来自Cyrte投资公司，这是一家欧洲的基金，我们在独立电影制作，电视方面都有涉足，而且对于其他的媒体也有涉足，我们对这个市场充满了信心，也对中国的市场非常的感兴趣。现在有两部合拍片，一部是吴宇森的《飞虎精英》(音)，还有范冰冰和成龙主演的《绝地逃亡》(音)，也是我们旗下公司联合制作的，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跟中影集团对于吴宇森下一部的《飞虎精英》进行合作。
我们在中国跟中影集团有很好的合作，另外我们跟SMG尚世影业也在讨论相应的合作。庞洪先生也是我们合作的伙伴，我们在中国有非常好的合作。我完全同意马里奥所说的，合拍过程是辛苦的，但我们有好的故事、好的项目，只要这个故事跟中国相关，而且又有在欧洲和美国的合作成功的潜力，这就是合拍项目成功的关键。对我们来讲，剧本、故事是否合适，非常的重要。这个剧本和故事能够吸引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观众，这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是一个金融机构，有很多的媒体资产，我们有钱，也可以有专有的知识，还有电影制作方面的技能，但是我们知道电影制作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事业，就需要你有文化的敏感度。我在中国住了很多年，我在上海就住了四年之久，我觉得精力非常的好，94年就来到中国了，当然那个时候中国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非常高兴的看到中国非常快速的发展。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跟我的中国同事和合作伙伴们共同合作推动这些项目的进展。
苏晓：我是苏晓，来自SMG尚世影业。SMG的名声很响，尚世影业诞生的时间比较短，只有两年多的时间，这几年我们一开始以做电视剧为主，电视剧做的非常好，一年会生产十几部电视剧，然后我们就想做多元化的企业，也想做电影。做电影，应该说SMG还是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优势，比如说说到SMG做电影，SMG有强大的宣传平台、宣传渠道，对电影宣传肯定很有优势，这是毫无疑问。第二个，SMG做电影，本身它的整个产业模式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环境下，我觉得还是有非常独特的优势，因为我们背后是一个大的传媒集团，这一点上面和美国六大公司是非常相似的，我们追求的也是从一个项目出发的，大内容圈，电影、电视剧、戏剧、新媒体等等，一个大内容圈的做法。第三个，SMG做电影，在整个金融手段上面，我们一开始定位比较高的，大家也知道我们几天前宣布和鸿毅资本(音)发起做30亿人民币的影视基金，这也是上海首只专注于电影和电视剧项目投资的影视基金，我觉得在中国整个影视行业当中不是缺不缺钱的问题，而是这个金融杠杆能够为行业长远的发展带来很多良性的长远发展的机制，这是我们最看中的。
去年开始，为了公司发展电影业务，去年我去了三四次的好莱坞，包括跟查理·柯克尔谈了很多次，去年去好莱坞就想从合拍片入手，看有没有一块做合拍片的机会。但考察了一年，说实话真正做一部合拍片还是非常之难的。所以我也非常有兴趣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考察过程当中碰到的想法、问题。
施南生：我是施南生，我是在香港的电影工作室，还有一个发行工作室专门做发行的，我是做电影监制和制片人。我第一次拍合拍片是1991年的《新龙门客栈》，尤其对老外朋友来讲，虽然91年香港还没有回归，97年才回归，其实目前为止，按照那个一国两制的制度之下，香港跟中国合作还是合拍的。91年因为中国电影业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商业电影的操作，所以文化上面、语言上面，差异不比跟外国人打交道简单。这么多年来，当然有很多变化。我们香港跟中国合拍片这几年做了很多，我觉得香港的电影人在这方面，香港电影业在国际打交道已经打了30年，我觉得这一点上面，我们香港的电影同业还是做了一点贡献，令到整个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比较快一点的，有一点专业的知识吧。
很多人都说你合拍片，最要紧的元素是什么？以前讲故事、人物什么都是要紧的，现在缺一个步骤都不行。有的人说没有这个故事，就没有这个电影。我常说，每个阶段完成了，你就算了，就往下一个阶段看。最好的故事，从故事变剧本，是另外一回事。剧本到制作又是另外一回事，场记、摄影、演员、导演、副导演，包括你完成制作，后制也很重要，拍好一个电影还不够，还要做推广、发行，这样才算完成。
合拍电影什么是最重要的元素？拍得好的电影不说了，这是一定要做好的，最要紧的是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合作伙伴不一定是最大或者最小，你要按照你自己的条件，你自己公司的，或者你自己本人的文化，你的需求来找的一个刚刚好跟你配得上的。因为现在通常钱都不是问题，除了钱之外，你能带来什么东西，你缺什么，他有什么。如果他有的，你缺。你缺的，他有，然后大家的理念一样，一个想赚钱商业电影，一个想流芳百世，拿钱的，那肯定有冲突。找一个最好的合作伙伴，而如果你们想的理念是符合市场的要求，那你就能成功，因为你没有他不行，他没有你也不行。这是合拍这么多年的一点心得，有的时候是挺复杂的，因为某一方可以带来一些东西，是我们都没有的，可能是市场，等等都有可能。
张昭：大家好！我叫张昭，乐视影业，还是很年轻的公司，两年零三个月。我们是一个把自己定位成互联网时代的，意味着，主要的业务就是投资和发行。我现在已经不太愿意讲“发行”两个字，为什么？因为中国这样的市场，传统的这样一个发行的概念让我们经常跟大家的交流和定义，与我们自己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经常是词不达意。我想，其实很多也是我的老师，我很多年一直在尝试项目上面的，但是中国现在市场的变化已经让我们这些做项目的人开始考虑，我们为什么要做项目？为什么要做“靠不大课醒”(英)，其实这是一个，好像在这几年变成一个很热的词，可以利用多边的市场或者国际的市场，但实际上你不管在哪一个市场，要搞清楚你拍这个戏，你拍给谁看。
所以我更多的，最近在考虑“靠不大课醒”项目的时候，我觉得拍什么戏的决定权不应该在我们手里面，而是应该对观众这样的调研的这些数据手里面。其实“靠不大课醒”讲到底是多边的观众或者市场的合作。有了多边的观众或者市场，就有了钱，当然不排除中间要解决很多问题。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才能够决定要拍什么，怎么拍，我们去年投了一点钱，做了一个，基本上用了一个方法，我觉得我以后还会继续尝试，就是所谓把一个美国的，怎么在中国来做这个市场。是不是在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我跟“来也斯该铺”(英)有一些沟通，有很多方式，怎样用新媒体来做这样一些产品的社会化的过程。
今年我们公司主要的产品，就是在月底会上映的，中文叫做《小时代》(音)。从三个月以后，今天的数据来看，还有11天上映，那些数据是让人很鼓舞的，我做过很多片子，从来没有一个片子在上映之前让我看到了这些数据，一个预告片，两周点击量五千万，随便发一个新闻点击量二十万，而这些东西在传统媒体上面，你看不见，但是在我们这个上面，每一周都有，然后根据这些报告来调整。所以使得我们整个过程做得比较安心，比较踏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什么还没有做，我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我们做了一有什么数据，二会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我想我们能不能找到，比如说我们跟美国做一个“靠不大课醒”，能否跟美国这些来合作，在决定拍什么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钱应该投在什么地方？应该投在对消费者的把握上面。谢谢！
庞洪：大家好！我是麒麟影业的庞洪。非常感谢张总，刚才张总这番话让我得到了更大的鼓舞，我更多的把自己定位是制片人，所以刚才我们这个主题是一个合拍，我曾经拍过很多合拍片，跟香港的，当然了，最初，后来在日本，包括咱们的新加坡，也包括跟国际上面的其他国家。我觉得我从制片人的角度来讲，我更多的还是看中电影本身的制作，今天刚才前面两个论坛，很多嘉宾发言，我觉得刚才于冬发言是对我们产业提出了很多的一些展望，而且也给了一些很多好的建议，这方面我觉得挺鼓舞的。刚才张昭总又在这提了一些新的市场营销模式，一些市场的数据，前置的分析，我觉得我作为制片人感到非常的鼓舞，而且我觉得中国的市场，既然叫合拍，为什么能够受到美国的关注？刚才我说了，我的合作也是合拍的一种，不仅仅只看中跟美国的合作，但为什么现在中美合拍、合作，更多的被受到关注呢？当然了，肯定是美国的技术。
最关键中国的电影，我更多的想从制作上面多说一点，我们能否走出出去，或者合拍的，我们片子的标准。刚才施南生，应该说也是我们的前辈了，刚才提到很多。一部好的片子，要从制作标准上面，投资标准上面，还有营销投入的标准上面，包括特技的标准，方方面面，现在中国的电影确确实实还属于一个不一样的阶段，而且我们做的影片，投资，资金的投入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出来没有一种安全感，而且标准不齐，是否能够拿到国际上面，这牵扯到能否走出去打国际市场的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我们先应该武装自己、武装我们团队，让我们在真正的影片的品质上面得到一个提升。这是我作为制作人更关注的。
还有合作的方面，我们更应该现在就要抱着一个，有一个前瞻性，跟国际的合作，实际刚才下午大家都说到了，五年后中国市场肯定是全方位的开放，那我们今后能把世界第二大市场，甚至跟美国全球的市场拉平的话，都有两百亿美元，我们到底怎么占来分割我们的市场，内容、影片的故事等等，我觉得还是要先有一个好的合作开始。我们下面也有很多的影片都在做一些探索，包括我们跟查理·柯克尔下面一些影片合作的，现在就开始沟通，还有包括我们马上《画皮3》，还有《战争女王》，都是跟好莱坞，俄罗斯、德国，可能都有一些更大的合作。
为什么要进行这些合作呢？我个人站在一个我们自己的发展角度，我也没有想到那么长远，但我觉得一定要先把他们好的技术，甚至于一些营销的模式，包括咱们开一句玩笑说，我们跟他能在一起合作，连他法律的文本我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我们银行的资金怎么进、怎么出，如何走，这些部分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陌生的，而且包括版权进行怎样的回收、保护。
所以我今天看到上面几个论坛，可以说真是要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汇集了世界上面，现在可以说真是国际顶尖的各大公司。实际上我们几年前就进行过成片担保的学习、研究、讨论，包括今天华美银行的副总裁，几年前在洛杉矶就跟他在进行沟通，怎样合作，进行资金的贷款，资金的进入，甚至包括刚才荷兰那位发言人，这就是版权的钱怎么进行第三方保护我们，海外卖出去，如何把钱收回来，过去很多合作的、合拍的，可以说海外的钱根本收不回来，到底海外的发行人给我们发行之后好不好，我们也不知道。几年以后这个片子的版权在哪里也不清楚。为什么刚才施南生女士就说，选择合作对象是很关键的。当然了，世界上面这么多人，这么多公司，我们哪知道哪一个公司是好还是不好，找对象还有离婚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如果都用一种凭感觉去谈，那可能在某一阶段是可以，但真正在实际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要用完整的法律、法规，真的是一个系统体系来保障我们的合拍、合作，和我们的理念、思想的一种统一，我觉得肯定要付出一个艰辛过程的。但是合作，一定是要必须走下去的。
我也常说，实际上也不是我总结的，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大家是看到的，带来了一些很好的收益和成果。我觉得如果对于一个行业过分的保护，如果不开放，我们心态老是自己玩，老是觉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族的就是少数的，永远自己自娱自乐，我觉得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一定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先引进来，采取一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方式，求同去异，我想大家一定会放着一个更好的心态来做这个事，首先必须要有一个信任的基础、信任的前提。谢谢！
李威达：我是李威达，李鼎传媒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做制片、发行、项目开发、项目融资，一系列的服务，之前参与过的项目包括《功夫之王》《功夫梦》《形影不离》等，做合拍，做进口片的投资，各种各样的跟影视电影行业有关的项目，在我们公司拥有的资源之下，可以让他制造出来挣钱的机会，基本上是这样的机构。我个人也参与合拍，从个人角度，我个人就是一个“合拍”，妈妈北京人、爸爸是台北人，我5岁是在美国长大，我一生都活在一个合拍的状态之中，三个文化，从小在美国长大，大学在美国读，研究生在美国读，在国内工作九年的时间，从各种角度，我的世界就是一个合拍，所以希望今天分享我的一些合拍的观点给大家。
严光华：听到大家的讲话，特别是庞先生所说的，和合拍片好像在约会，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约会的对象，各位可能是最有魅力的约会对象了。对于那些想和各位合作的人来说怎样才能向各位表明他们具有非常好的内容，能够值得你们跟他们合作呢？
李威达：我要想想我到底是用中文还是英文回答，当我们进行合作的时候，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找到，好比刚才施南生所说的，找到一个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的人，能够帮助你了解未来你面临什么样的困难，能够帮助你解决困难。比如说你去好莱坞，好莱坞有很多电影公司、很多经纪公司、很多制片商，而作为中国的电影公司，你很难找到你到底要和谁合作，你怎么样找到合适的合作人呢？同样对于国外的电影公司来中国，也是面临同样的境况。就是要找到你有什么样的项目，然后找到合适的对手来进行合作。
庞洪：合作确实是最难的，我原来也经常说，实际在中国，别说跟美国、国际合作，就在中国合作也不容易，因为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出发点都是不一样的，煤老板有煤老板的想法，还有一些，政府也有政府的诉求，投资人，基金都是想赚钱，唯利是图，这都是特别正常的。但是我老认为最大的破坏者实际就是投资人本身。所以我为什么经常力推制片人中心制，不是因为我是制片人就说这个话。确实我觉得制片人中心制是为两位老板负责，一个是为投资老板、一个是为观众老板。我认为既然我是制片人，不能只站在麒麟影业的角度说话。好比《画皮2》四家出品方，一定站在四家出品方和十家联合出品方的角度来为他们利益做争取，让他们利益最大化。同时我在制作管理的当中，一定为观众来考虑，我这个影片的故事，我这个演员的选择，为什么选择他们，宣传点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到影片的营销在前面，宣传在前置。刚才张总说的，能有这样一个好的，在上市之前有很多的数据调查，这是中国很缺的。我作为制片人一定要在这个上面替所有的投资人要把关，不是光为煤老板把关。
我作为制片人，就是整合这些老板的想法，然后达到一个最好的最大利益。这个老板的诉求我达不到，我宁可不要他的钱，你们把钱给我的时候，一定我说了算。很多人一开始跟我合作的时候有一点不太适应，说这小子个子不高，有点强势。我因为从国有制片厂到了民营，到了现在的网络公司，所以我是既懂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同时又要了解市场观众的需求，还要知道现在的新媒体，平台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的电影，尤其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是正在高速发展，又不规范，又可以说是非常混乱的基础上面，怎么来做到夹缝中求生存，如何让我们的电影投资风险规避到最小，让我们的观众也觉得我们掏了八十块钱、一百块钱看这个电影不是一个烂片，这是我作为制片人要考虑的。
严光华：谢谢！张先生？
张昭：我觉得是这样，实际一点说，我们第一需要寻找的伙伴是谁来帮你赢得自己观众，不管律师事务所，做融资的伙伴，什么伙伴，你都找完了，你再找市场，那个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可以有多少产出。我有一个体会，十个投资人，到今天还有11天要上映了，大致上相安无事，什么道理？还是因为这十个人进来大家都有自己方面的，湖南卫视等等，乐视等，各种各样的资源，这些人要不要妥协？一定会有妥协，大家来自不同的行业，但是你带这么多人来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市场做大，所以第一点，是要说我们怎么能够把对市场做大有好处的都弄进来，然后大家发现市场实际上是有这个空间的，我们彼此妥协妥协就算了，为了这样一个市场的产出，所以这个思路，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当然你选择什么样，跟你的内容有关，因为如果你拍一个张艺谋的电影还是成龙的电影还是郭敬明的电影，是不一样的，因为观众群不一样。
比如说我国在美国要找一个，像《小时代》这样的片子，就不一样。所以其实你选择谁是取决于你市场，而不是取决于你资金上面或者说专业上面的，那是很重要的。
严光华：谢谢！
施南生：我常说先了解自己，清楚的了解自己，不要自己想象的自己。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强项在哪里、弱项在哪里。了解自己，才能找到适合你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是必然的，拍一个澳大利亚故事，必须要在澳大利亚发生。还是先了解自己，这是没有答案的，要自己琢磨的。我觉得谈得来，花多一点时间，尤其开始的时候，花多一点时间找到这个共同价值在哪里。比如我说漂亮，我的漂亮是不是跟你的漂亮是一样的，这要找出来的，不然以后就很多误会了。
今天下午讲了很多投资、赚钱什么的，投资，不要拍一部，拍一部的风险最大，最好是拍一个，拉上补下，拍几部都不行的话，就转行了。如果投一个四、六部，相对风险降低，一部赚大钱，一部打平，三部亏本。
苏晓：我很同意施南生讲到的一点，作为中国公司要做合拍，首先要非常好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讲中美合拍，美国公司、中国公司做合拍项目，动力都很足，因为美国公司很显然看中中国那么快速增长的市场，而且中国的投资者有钱，毫无疑问。中国公司为什么要做合拍？是为了能够向好莱坞学技术、学经验，还是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够走向国际市场？很重要的一条，因为在中国这个市场上面，基本上三千万美金的投资已经到顶了，针对这个市场，再高，不敢投了。如果放眼国际市场还可以再上去，一般现在很多策划的项目都是三千万美金上去，高的可能八千万美金的合拍湘迷也都有。
这种情况下面，作为中国公司来说，要当心的一条是什么呢？通吃的观念。好像合拍了，用到很多好莱坞的资源，投资也上去了，通吃，除了中国市场以外，国际市场也可以进军，这个我觉得是对中国的电影公司来说现在是非常可怕的想法。我们也是拿着很多项目到好莱坞，一个一个去推荐、介绍，我碰到的好莱坞有经验的老板、制片人，问到我的是，你合拍这样的项目是英语片、还是中文片？听多了我认为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你针对市场的问题，你针对的是中国这个市场还是全球市场，这是第一步。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觉得现在能力不得了了，可以做英语片，可以针对全球市场，我觉得这一天还早着呢。
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国的电影公司更多的还是要聚焦在本土这个市场，先把本土做好了，哪怕做合拍的项目，包括跟查理·柯克尔公司合作，大家利用自己不同的资源、自己不同的优势，作为中国公司还是要聚焦在本土市场。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想清楚，如果做中文片，肯定以中国公司为主导，合拍，用好莱坞好的资源，根据不同的项目。但如果做英语片，肯定跟着人家后面学。这个中间，当然现在有很多，一讲到合拍，好莱坞放出各种各样的诱饵，中国元素，这个电影里面可以加很多中国元素，你要不要？怎么理解这个中国元素，我觉得千万不能当成，我不知道《钢铁侠3》是不是因为有几分钟的中国元素在中国票房市场就因此而大卖，有数据证明吗？我觉得未必，完全未必。中国元素到中国故事还是到刚才张昭讲的，针对这个市场，这个市场真正以为着是什么？因为现在中国看电影的消费者的主要人群越来越是年轻人为主体他们价值观才是这个市场核心。从中国元素、中国故事，到中国年轻人的价值观，这才是真正代表市场的，这也是合拍片需要认真来研究的。
严光华：查理·柯克尔你要谈谈吗？
查理·柯克尔：确实同意大家讲的，特别是苏先生所说的，找合作方的时候，特别是合拍片的合作方的时候，故事可能是最重要的，这个项目可能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卖的是一个讲故事的经历，我们必须要专注于这一点。我同意苏先生所说的，有一些他们想要甩扮戏，只是加入几分钟的中国元素，但我们在中国的一些合拍项目，完全是百分百，中国的故事，比如说成龙的电影，把美国和中国的工作团队，把他们结合起来。同样我也同意要找到有共同目标、共同价值的合作方，以便获得合作的成。当然了，大家会带来不同的工作能力，工作的技术。我们大家可以带来自己的资本、带来自己技术。实际上找钱，对于一个好的项目来说，找钱并不难，要看这个合作方能够带来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在和中方合作的时候，要提出我们可以带来一些什么，看中方可以提供什么，看大家的合作如何来扩大这个票房，如何吸引中国的观众，这是我们最关注的。另外我们认为分享我们的专业技能，特别是在融资方面的一些技能，还有在分帐，收入分配方面的技能，并且一个平等的基础上面进行合作，而不是像好莱坞那样，在不平等的基础上面进行合作。我在中国已经工作了好几年的时间，已经做了很多大的合作项目，中国应该说，是非常复杂的环境，而好莱坞也是一样的，也是非常复杂，非常难。中美应该说是互补的，但同样复杂的，所以我们要和合作方共同分享我们专业技能，使合作能够成功。
严光华：马里奥要补充吗？
马里奥·安德里亚奇奥：先谈谈澳大利亚，很多人低估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2500万，和上海人口是一样的，但是澳大利亚有获得国际奖项的导演、演员，我们有很多的基础设施，而且我们有非常支持电影行业的政府。所以凡是到澳大利亚投资影业的人，我们会给你40%的返点，所以我们有非常支持电影行业的政府，我们的人口也非常少。那么为何我们能在澳大利亚用这么少的人口做这么这样的电影行业？对我们来说合拍片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并不是一个热词、符合潮流的词，也不是因为中国现在是吸引世界投资的热点。
我们拍合拍片是因为可以汇聚大家各自不同的长处，能够帮助我们来发展我们自己国家的电影行业。因为我们政府非常支持电影行业，所以我们和中国要建立起合作的关系，作为一个小国能够获得投资，然后由政府来给予一定的资助，从而获得成功。首先要获得成功的第一点是要有人才；第二点要建立合作的机制。我们可以和中方学习很多，中方也可以向我们学习很多。不管我们电影讲的故事有多好，如果我们合作机制不好的话，这个合拍片还是会失败的。所以，等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我看到在这个房间里面就有11个澳大利亚人。
严光华：你怎么看得出来呢？
马里奥·安德里亚奇奥：因为我们都互相认识，我在数有多少人来自德国、多少人来自法国，有多少人是有共同的意愿来中国进行发展和合作。好莱坞也会来澳大利亚进行合拍。所以现在有可能澳大利亚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现在有一些非常具体的项目能够把它推进。我很怕有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澳大利亚有这样好的资源，因为有很多人只是单纯的看数据、看票房，但是当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时候，他们是和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具体的人接触，来和他们进行工作，只有和他们合作好了，才能成功。
严光华：我想最后的发言是非常正面的，施南生刚才说到，我们老是谈赚钱、谈融资，最后我想给我们的观众五到十分钟的时间来提问，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请举手，我们会把话筒传过来。
提问：我的问题是想问在座各位大数据的问题，刚才几位都说到，好莱坞也在用大数据来制作影片或者制作肥皂剧。我想问问大家，在中国能否使用大数据来帮助你们进行分析，做出成功的影片，有没有这个可能？我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大数据，我们公司提供一些服务，这几年我们发现中国人有两点都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一个是他们吃什么，第二就是他们娱乐什么，电视剧，肥皂剧，电影，都在社交媒体上面说，他们最想说的第二个，就是你们所在的这个行业，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只想为微软、因特尔服务。如果你们想要大数据的话，准备如何来利用大数据为你们服务？
张昭：我今天简单说说，这是一个大问题，对整个行业很重要。原因很简单，这个行业，整个市场，以及包括美国的市场，狮门影业(音)等等，他们都经历非常大的变化，整个观众这一代人发生变化了。我们现在在大变革的过程中间，现在这一代人就是靠英特网来生存的，这一代人也是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和族群，他们也是占据着英特网不同的方面，所以说你怎么样去触及到这些不同的人群，怎么样去打动他们，这是大数据的一个用处。而且也是取决于你怎样使用这些舒适数据来鉴别哪些电影是好电影，怎么样来对这些电影进行市场化的运作，针对某一种数据或者某一种观众群来进行电影的运作。
所以我们在19日的时候还会继续讨论这一点。
马里奥·安德里亚奇奥：确实你说得对，大数据最根本的用处就是告诉我们它的最终特定的观众是哪些人，你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来进行预计，就是你正在制作的这部电影，根据大数据的预计是否会产生巨大的成功。在你融资、制作、发行，直到最后放映，可能要涉及到12到18个月左右，所以你使用这个大数据可以给你一个预计的市场的结果。
严光华：在亚马逊等等网站，很多的美国人会使用这些网站，使用各种消费品以及娱乐，这些网站它们也在做数据的收集和研究，你可以使用这样的数据，你正在做的项目是否成功。
提问：大家好！我想知道我们一整天都在说合拍片、合作融资，那么在合拍片中我们加入西方的元素来吸引海外市场，或者说在日本和其他的亚洲合拍片，可能会加入一些圣经等等西方元素来帮助中国的电影打开海外市场。
李威达：我觉得最终还是取决于你是否想做出最好的电影，我们观众去电影院通常会面临着十几个电影的选择，只能选择一部电影度过这两小时的时间。所以他们希望能够自己钱花得值得，自己时间花得值得，他们并不是只是为了那几分钟的西方元素去看一部中国电影。如果是这样的话，好莱坞如果这样做的话，未来几年好莱坞就会被完全摧毁，因为这样的方法并没有考虑到观众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现在我们整个电影行业在孕育出新一代人，正在考虑如何走出这样的怪圈，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试图去欺骗观众。通常我们电影人会想我们能够骗过观众、能够骗过所有人，实际上最终还是这个电影的故事是最重要的。是一个好的故事，要懂得如何去讲。如果我们最早在做《末代皇帝》的时候并没有试图去寻找，拍这个中国元素的影片并不是想得到一个中方合作伙伴的投资。合拍片，产生一些非常好的企业家，我们在座各位都是做企业的，我们都希望能够把很多国家的，或者全世界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做出一个电影，如果每个人都做合拍的时候，我们最终会改变艺术方面的一些改变，我们需要这些艺术创作的这些人士改变他们的艺术创作。所以这种合拍片往往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艺术家来参与。
严光华：大家还记得《末代皇帝》是用英语说的，一般美国观众并不是很喜欢看这个字幕，所以都是用英语的，把《末代皇帝》的故事给美国看，喜欢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能够触动他们的心灵。
查理·柯克尔：我同意刚才说的，你要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必须要想清楚这些项目是可以做的，不然不得不在艺术方面做出牺牲，那最后就是一个怪物。我们要做的是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能够触动心灵，让大家来看。所以我们项目、剧本，整个创意的过程都是我们关注的。即使会有一些金融机构、融资机构参与在当中，我们是商人，但我们还是要尊重这个艺术创作的过程，而且也有一些艺术创作本身是不会成功的，我们也不能做，我们和张先生也合作过，有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敢死队》等等，这些合作影片我们可能会在中国进行发行，但不可能在中国进行合拍，因为并不是非常合适的材料，如果需要合拍的话，会导致一些内容、创作过程，或者这种形式发生巨大的改变，从而能够符合投资的要求，但的确有一些好莱坞的项目是能够进行合拍的，这样有足够的机会让西方国外的一些电影制片人和中国的同事进行合作，或者让中国的和西方的进行合作，讲一个好的故事，具有全球吸引力，这种故事都会越来越多，最终我们不可能一年拍15个到20个这样的大的合拍片，这个非常困难，这是不可能的。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合拍，都是大陆和香港之间的合拍或者和台湾之间的合拍，他们的合拍可能效果会更好，这就是这么一个现状，但不意味着中西方合拍不能做，我们《飞虎队》(音)是成功的。
施南生：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我的工作，我经常会拍一些商业的，动作片，过去三十年我都在做这个。我的3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而40%来自于海外市场，包括希腊、葡萄牙、美国等等。我的电影是卖到全球很多国家，这些电影并不是美国电影，也没有西方元素，这些也不是合拍片，有的时候你只要看，你可以看看你电影的项目是否真的需要进行合拍。
严光华：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发言。
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的演讲、感谢大家的参与和倾听，也特别感谢施南生女士把我们介绍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承办方，也感谢沈阳跟我们良好的合作，希望下一年我们继续合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