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笔下的张艺谋：他是秦兵马俑

　　他家父辈都是军人，二伯父解放前夕想要率部投向这边，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杀了，可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死人倒背着潜伏的名儿；大伯父也有行踪问题，艺谋和兄弟们身上就背上了“台湾关系”的罪过，一张满是不实之词的纸片竟在他的档案中癌一样地受用了二十多年。而他本人因不知情，在遭到冤屈时就自然得不到解释。其父也因是军校毕业生而成了“历史反革命”。这样一个家庭在解放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其情状想是想得到的。
“文革”开始后，艺谋的父亲去了陕南劳动，作医生的母亲走了“六．二六”道 路，他自己也因下乡，照顾不成幼弟。在这期间，弟弟因病失聪，终于成了聋人。
　　从一九六八年往后数，张艺谋插了三年队。三年间，无非春种秋耘，夏收冬藏，闲时便去修水利，几十个人住一孔窑，一干就是百十天。就在这种传了几千年的耕作活动中，他见到了为活着而劳动的农民，他也尝到了穷的滋味。一次，他跟我说起夏日里割麦的麦客，一顿吃得下几斤面条，撑得打滚儿了，就用擀面杖自己的肚子。泄过以后，下一顿又再吃下几斤。
　　我听了觉得故事道理很深。
　　三年之中，他有很少的机会去陕南，一边放羊，一边在父亲的片言只语中明白一点自己的家世，羊不饿的时候就往返八十里路买回自家口粮。我们谈起这类题目，只当是说笑话。这是我们的好处——好在不把它当一回事，活着，就是这样。
　　三年之后，艺谋进了咸阳棉纺织厂。进厂也费周折，原因还是跑不出家庭的事儿。“革委会”几次议了又议，最后还是因为他会打两下子篮球，他才二回吃上“官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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