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数痛批蔡依林的综艺主持曹可凡的十大罪状

　　曹可凡先生作为制片人的节目只有《可凡倾听》，当然在这档节目中，也同样听说了曹先生的“封杀令”——据称曹先生拒绝了台湾艺人黄维德的上节目的想法，原因是因为曹可凡“和哈林（台湾男歌手瘐澄庆）是好朋友”（背景：传闻黄和瘐的妻子有婚外恋），而他要“帮朋友一把”（意指不会给黄在上海荧幕上露脸的机会，以此来报复黄和瘐妻之间的传闻给瘐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为节目的制片人，考虑的根本不是节目的收视率、节目本身的质量等实质性的问题，而将是否上镜作为体现“江湖义气”的筹码。且不谈这种充满着黑社会气质的话语本身是否有问题，用拒绝某人上节目作为对他人的一种惩戒、一种打压，就不禁令人对曹先生的心理产生恐惧。

　　气势曹先生有封建官僚式的官本位思想早已表露无遗（参见《曹可凡的十大罪状（五）——势利小人》一文），但这样的官本位的思想再加上这样令人恐惧的心理状态，就使得曹先生成为了一个碰不得、摸不得的刺猬，想要保全自己的唯一方法就只有摆出不断的奉承，外加在受到他的揶揄时还要露出笑容这样的低声下气的姿态。

　　很诧异，很想问：曹可凡先生是从哪儿得到的欺压他人的权力？曹先生一再地无端欺压他人就不用承担相应的后果？仅仅作为一个主持人，就有这样的欺压他人的权力，不得不说是一种怪现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霸”意思是“强横无理、依仗权势压迫人民的人”（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21页，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

　　奚落他人

　　记得在黄圣依退出舞林大会的事件中，除了曹可凡先生当场奚落黄的退赛（参见《曹可凡的十大罪状（一）——奚落他人》），最令人感到诧异的就是在事后的记者追问中，曹先生不依不饶地说黄没艺德。试问：曹的角色是什么？是主持人还是道德的评论官？如果说当场的奚落还是现场的突发状况，那后来的穷追猛打似的指责和谩骂是什么？“没艺德”——姑且把它解释成“没有艺术方面的道德”——也就是“没道德”这样严重的话，是要由有评判权且凌驾于被评判者之上的的有权主体来陈述的，而黄和曹之间有这样的身份上的分别吗？这样主观的评论在公众面前故意公开，不能被简简单单的理解为过失，实则是一种诋毁，是一种侵权，黄圣依可以追究曹的法律责任。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绝对不是曹不愿再提，而是黄圣依放了曹可凡先生一马。

　　但是曹先生没有因此而吸取教训，而是越走越远。去年底今年初又传出杨丞琳因为“耍大牌”得罪了曹可凡先生，在《舞林大会》上的表演被删除。无独有偶，同样在《舞林大会》的节目中，选手米娜（Mina，世界杯小姐）因为“耍大牌”，在表演后，被曹可凡先生“剥夺”的发言权——有意思的是，在剪辑完的播出节目画面中，节目还把曹可凡“剥夺”米娜发言权作为吸引眼球的卖点予以插播广告，还配上画外音“为什么主持人曹可凡没有采访米娜，而是直接要求评委亮分呢？广告之后告诉你……”这样的问法就像问“为什么法院不审判就枪毙呢？广告之后告诉你……”一样荒谬，该走的程序竟然被熟视无睹，还恬不知耻、以耻为荣、大做文章。话说回来，此后这两人就再没在上海的电视综艺节目中出现。曹可凡在这两件事上，体现出了其惊人的裁量权，艺人表演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只要哪里让曹可凡先生觉着不爽快了，轻的被当场指责一通，重的大概就与上海荧屏说再见了。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刷大牌”是一个很主观的词，没有办法用具体的量化概念来评判“什么是‘耍大牌’”、“怎样做构成‘刷大牌’”，在社会上，同样没有统一的标准。但从以上的案例中不难看出，曹先生的主观标准成为了是否构成“耍大牌 ”的标准，也就决定着这个艺人是否会被指责一通，是否会和上海荧屏说再见。从这方面来看，曹先生在上海起到了广电总局的作用，可以像某位广电总局的官员一样随意地“封杀”他人，这样的权力不可谓不令人心惊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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